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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津,商山路上的“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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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2 19: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李仁喜     来源:县史志办   【郧西周刊】


       上津镇,位于鄂陕边界上的一个普通小镇,今天看来,与其它的边关小镇相比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然而,历史上,这里曾14次建县,6次设郡,2次置州。一个偏安郧西县一隅的小镇,在历史上为何有如此风云变幻的地位,历史之名远在其现属县郧西之上?笔者因工作关系,对这些疑问怀有浓厚的兴趣,并试图探究一下上津的过去。
  历史学告诉我们,存在就是有力的佐证,形成就有其一定的渊源。
  从地图上看,上津,属于郧西县的一个镇,位于我国中西部结合地带,秦岭商州之南,汉水较大支流金钱河畔(古为甲河),和陕西省山阳县漫川古镇毗邻,古代荆襄之地入陕的交通要道之上。上津古城就位于金钱河畔的一块最大冲积地上。
  上津,从流传至今的二字含义上看,“上”乃天子,“津”乃渡口,上津即“天子渡口”。从上津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看,渡口一定是指现在的金钱河渡口。金钱河发源于秦岭,从陕西的漫川关向南流入湖北上津,尔后经六郎,闯夹河,汇入汉水。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著《水经注》中记载“丰乡水西南合关衬水而南入上津”。即指金钱河。并有文字形容金钱河“接秦之水,水澈见底,云绕鹤飞,仙境叠翠”。由此可见,很早这里就已有行船的历史。
  那么“上,乃天子”又指什么?
  从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定都咸阳始,秦、汉、唐等600余年国家都城就设在上津一山(秦岭)之隔的咸阳、长安之地,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必然促使人、财、物向西部飞去,而在交通不发达的远古时期,水路运输是最为简便的运输方式,南方襄荆之地的人、财、物进入西部的重要水路就是由长江入汉水,再入甲水(金钱河),由上津接陆路,从此越秦岭,进入首都长安、咸阳之地。因此,使上津成为首都长安的生命线。从这个方向理解,就能很好破解“上,乃天子”的来路了。因此,可以说是金钱河孕育了上津,金钱河乃上津的母亲河。
  上津设县的历史最早是在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为“上津县”则出现在南朝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年),从魏文帝黄初四年到唐代末期四五百年的历史中,上津的设置在县、郡、州间徘徊,时而设县,时而设郡、州,时而归北方,时而归南方,上津的历史地位因时局变而变,上津历史地位最为鼎盛时期是出现在唐朝后半期,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山路”的形成。
  “商山路”是唐代对起自长安,中经蓝田、商州,东至河南内乡、淅川之间道路的统称,它是唐代通往都城的重要交通要道之一。它的形成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西部,每年要有大量的钱、粮要运往长安,当时从南部和东部有两条道路到达长安、咸阳,一则为汴水经洛阳,一则就为“商山路”,商山路主要承载的是襄、荆及南方广大地区货运通道,主要经汉水运输,尔后接陆路运往长安。那时的商山路主要是沿丹水北侧而上 “南诣荆襄”,商山路是南方物资运往首都长安的要道,《新唐书?冯行袭传》称商山路为“贡道”。在当时,商山路发挥着与从长安西行的“丝绸之路”一样的重要作用,是国家的命脉,有着比“丝绸之路”更重要的历史地位。
  但此时,“上津路”只为“商山路”中的一条辅路,并未发挥“国脉”的作用,真正凸显“上津路”的重要作用,并使之成为“商山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发生在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时期。唐肃宗至德初年,安史叛军仍据守洛阳,汴水运输受阻,江淮物资只能全部改道汉水进行运输。 “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州(今汉中)”(《资治通鉴》卷219)。具体路线是:物资屯集襄阳,行汉水,再漕运至郧乡(今为郧县)后,陆路运至商州上津县,尔后西南陆行至洵阳,再入汉江船运至汉中。上津出现在“商山路”中的重要一环。天宝八年,李光弼、郭子仪统率的九节度使之兵夺回了长安,江淮、荆襄的租贡物资便不再西运至汉中,改由上津向北至商州,再经商山路转运至长安。上津县一时成为大唐王朝水陆物资运输的重要集散地,成为首都物资供应的重要“咽喉”,由此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上津道”,并成为商山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乾元年间,朝廷任命李淑明为商州刺史,兼上津转运使。代宗广德初年,又任郑某为上津县令,兼商州录事参军,专营漕运。上津成为国家的命脉,从而,引起唐朝中央政府对上津这一“天子渡口”的重视。
  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期间,由于北方洛阳道受阴,商山路(包括上津道)遂成为荆襄物资转运长安最主要的运输干线,使唐王朝历史得以延续。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十二月明令规定:“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将包含上津道的商山路确定为全国的第二条国道,其地位仅次于唐代陆上交通轴心的“洛阳道”。商山路地位提升得力于上津道作用的发挥,也充分说明了上津道在当时都城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将上津的历史地位推上历史的顶峰。
  上津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有那么多建县、州、郡的历史,那么为何在后来却衰落了呢?
  从严格意义上说,上津历史地位衰落也正是起于唐末,连年战乱,使国都长安人口锐减,公元904年,朱温捣毁长安,杀人数万,挟持唐昭宗和长安百姓迁都长安,使中国古代长达600余年的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消失,由此也拉开了上津衰落的步伐,使她由一个“国道”上重要的驿站而冷落为边关偏僻小镇。唐后800余年间,上津处于中国南北对峙地带,连续战争,加之匪患丛生,使这一地带人口大量逃亡,上津的历史地位也一直在设县与不设县之间挣扎。清朝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裁上津县并人郧西县。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改隶湖北布政使司所领之郧阳府。1947年11月郧西解放,在上津地设上关县(含山阳县漫川关、宽坪,旬阳县蜀何、洛河)。1949年5月撤销上关县,镇安县政府迁回原址,恢复原郧西县辖境,自此,上津退出了设立县、郡、州的历史。
  综观上津历史地位变迁,无不与国运息息相关。上津,因国都地缘政治而兴,因国都地缘政治而落;上津,因“商山路”兴而兴,因“商山路”落而落。上津的历史地位变迁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展现出其自身的无奈与局限。
  今年7月,笔者首次沿“丝绸之路”西行,到达古“丝绸之路”之路的重要节点小城敦煌市,通过对敦煌市的观察,笔者猛然发现,我们的上津,也不正如“丝绸之路”上敦煌吗?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市,身处沙漠边缘,这一毫无生机之地却因陆上“丝绸之路”把这里凝结成为一个重要驿站,从这里进入漫漫“丝路”的沙漠地带,特定的地理位置而使这里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节点,并留下以“佛学”为核心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然而,明朝时期,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这里衰落了。但是,今天的敦煌却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眼球,使这一处于戈壁之中、沙漠边缘的小城萌发出勃勃生机,深厚的历史文化衍生出的旅游业使这一干涸小城重获新生,敦煌市仅有10多万人口,却因敦煌的历史文化修建了机场、火车,成为世界各地向往的旅游目的地。
  而我们上津的历史和今天也恰如古“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今天的上津也正迎来同样的契机,福银高速同样在这里设下驿站,湖北省鄂西生态旅游圈将这里定为重要一环,被赋予新内涵的、日益活跃的“商山路”重现往日生机,又将古镇上津纳入古都长安的生活圈,也正是看清了这一点,郧西县委、县政府确立了以“旅游立县”为首的经济发展战略,大打“历史文化名镇”这一古文化牌,发掘上津“驿路”文化,覆盖在上津厚重历史文化之上的尘土正被渐渐擦去,尘封良久的“古酿”正慢慢散发出诱人的醇香,吸引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上津这一古“商山路”上的“敦煌”也必将像今天的敦煌市一样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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