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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老省长张体学同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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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6 09: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张体学同志,1915年11月生,河南新县人,原名张体照,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
       1931年在家乡参加游击队。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排长、交通队长、营政治委员、游击大队长、副团长。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七十五师特派员。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警卫排政治指导员、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军事部部长,鄂东抗日游击挺进纵队队长。1939年1月至11月任中共鄂豫皖区委委员。1939年起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大队长。1940年3月起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参谋处长、第一团副团长、独立团政治委员。1941年6月起任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政治委员,鄂豫边区、新四军第五师第四(鄂皖)军分区司令员,鄂豫边区、新四军第五师第五(鄂豫边)军分区司令员,鄂豫皖湘赣军区第四(长江)军分区副司令员、政治委员、司令员,鄂豫皖湘赣军区鄂南军分区司令员、中共鄂南地委书记,湘鄂赣军区副司令员、鄂南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东军区代司令员兼独立第二旅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起任鄂东军区代司令员,9月至10月任鄂东军区独立旅政治委员。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任鄂东军区独立第二旅、鄂东独立第二旅政治委员。1947年至1949年任鄂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独立师师长,独立第三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任中共湖北省大冶地委书记兼大冶军分区政治委员。1952年2月至1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常委(1952年3月起)。1952年11月至1956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三副书记、第一副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湖北省副省长。1956年1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第三书记、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第二书记、代第一书记(1966年9月起),湖北省省长。1960年10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68年2月至1973年9月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其间:1970年3月至1971年3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1971年3月至1973年9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11月起)、军区党委副书记,曾兼任湖北省军区政治委员。1973年9月3日在北京逝世。
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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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6 09:42 | 显示全部楼层
                                         

他的笑容永远在我眼前一一纪念张体学同志诞辰100周年
丁凤英 (省政协原副主席,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我初次认识体学同志的时候,是大队支部书记,所以,他管我叫“黄毛丫头”。其实,打我懂事开始,脑子里就装满了他的故事。
  文革期间,家的广播里喊打倒张体学,从不大声嚷嚷的父亲,瞪大眼睛对着我嚷:我看共产党巧板眼,文革是邪门了,连张体学也要打倒?当年,蒋介石要拿他的人头,谁不知道?他是从石头洞里躲出来的,在战场上杀出来的。你不是告诉我,困难时期,是他用党票换粮食救老百姓吗?说着,很气愤地拔掉喇叭。老实巴交的父亲,那么关心政治,我很惊诧。张体学三个字,越批,在我心里越神圣。
  1965年,为大队修水电站,我到省里要设备。当时设备紧张,办事人员看我急,说,你能请体学同志签个意见,准快。他正在省一招(今湖北饭店)会议室开会,我不敢进去
  说话,只从背后将报告丢到他面前,就出来了。我留给他的印象是,特别胆小。还没有散会,我就接到通知,说,体学同志要我到他家吃饭。我心里又感动又惊慌。中午,贺秘书将我接到茶港大院,他住大院小坡上的第一栋。我下车时,他手上夹着烟,笑眯眯地站在门口迎接着。见面就说,啊,丁凤英来了,你这丫头,还是大队书记,怎么那么胆小啊,怕什么呢?如果我这个领导让你们年轻人害怕,那我就不是好领导哕。说着,将我领到一楼餐厅,夫人林少楠同志已经在那里等着,他指着夫人说,这是我的老伴少楠,你可以叫她林阿姨,家里人多,我把他们赶了,我们边吃饭边说话,随便点。桌上四菜一汤,其中有红安特产,肉烧煨葫芦。他和林阿姨边提问,边不停地为我夹菜、添汤,林阿姨介绍说,煨葫芦是董老和先念同志最爱吃的,也是我们爱吃的。我从没进过领导的家门,更不用说在大领导家吃饭。虽然他们让我轻松,我也鼓足了勇气,但心里还是紧张,除了回答问题,不敢说什么。他俩肯定知道我的心情,不时插话,不时相互递眼色、交流看法,问些我熟悉的基层情况,我心里慢慢地轻松下来。吃完饭,我要离开了,体学同志很认真地说,今天吃饭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情况,我有很多基层朋友、农民朋友,听听你们的情况和你的看法;二是培养你的勇气,
  你的胆子太小。他很慈爱地说,以后,要敢于讲话,知道你敢干,还要敢讲。敢讲,不是瞎讲。要讲直话,讲真话,不讲假话。我说,我水平低。他说,不要怕水平低,把自己知道的真实情况和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叫做襟怀坦白,不要顾虑讲错了,讲错了不要紧,还是个“毛丫头”嘛,错了我们给你指出来,改了就是进步。他从荷包掏出烟,我接过火柴点烟,请他休息。他又接着说,年轻人,要记住两点,第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走正路,路不能走歪了,这是管总的。还有一条,就是要踏实,你在基层,踏踏实实,不要飘起来了,心不能飘,人也不能飘,干任何事情,都要扎实,只有扎实,才能学到真东西,练出真本领。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交谈,也是他为我上的第一课。
  1968年 ,省革委会刚刚成立,各地经济和领导班子,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大批干部还按在水里不能工作。体学同志作为地方一把手,把一天当三天,不分昼夜,抢抓时间,部署经济工作和解放干部。在大清理的基础上,一个一个往出拉。因为我是省委的红旗,要在全省肃清流毒,因此,一直泡在水里没“解放”,就我这最小的“走资派”,也上了他的账簿。他安排省革委会发电报,通知我来省开会(这是他“解放”干部的巧妙一手)。电报被“革命派”截留,还派人带枪把守家门,不让我离开。体学同志知道以后很是生气,交代军代表朱业奎(省革委会生产组组长),要他务必亲自落实。三天以后的深夜,我由两个哥哥护送到县人武部,从后门经猪圈进人武部,在人武部躲了几个小时,大清早,县公安局一辆堆满柴禾的大货车,停在猪圈门口,让我钻进柴禾堆,这才得以离开罗田。到了武汉,朱业奎见面就说,死丫头,你再出不来,可把体学同志急坏了,走,他正等着你。部队院里一间小房子,体学同志正在看文件。我还没进门,他起身就说,你得罪了学生,他们抓住你不放,整你这么久,我们有责任啊,不知为什么,三年来,斗着、关着、“游”着,还干着,我都没有眼泪,他一句话,竟让我眼泪长流。乡里人说,孩儿见了娘,无事哭一场,真的是那种心境。餐桌上,他问我两个问题:为什么不怕斗;为什么斗了不倒?我说,我相信两条。自己干净,不需要怕;不会一直乱下去,都倒了,没人干事,遭殃的是百姓。他沉思一会,对着大家说,你们都听到了吧,这就叫无私无畏,百姓利益高于一切,小丫头能做到,你们也应该做到。
  1970年秋天,体学同志从英山到罗田。下午,当我被喊回家的时候,他正在我家门口大樟树下面聊天。我跑得气喘嘘嘘,还没有来得及端茶,就急匆匆放下锄头,拎着鞋,上了他的车。在车上,我还没有缓过神来,体学同志就开问了。从个人问到家庭、从小时候问到现在,对文革中的情况问得很细。这次,我的胆子大多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对我提要求。回答中,他不时插话,一路谈笑风生。晚上,吃饭间,县委领导谈及我在文革期间的表现,以及69年特大山洪,我们抢险救灾、重建家园的情况,他听得很认真。饭后,县委领导陪体学同志站在门外交谈。见我准备回家,他笑容满面地看看我,又回头看看县委领导,像是对县领导说,又像是对我说:没有想到,一个没有文化的山里小姑娘,还是个放牛娃,在政治上那么坚定,在困难面前那么坚强,嗯,不错,是个明白丫头,比我们有的干部强,县里要多帮助,多培养。又转过身来对我说,要好好努力,噢,不能骄傲自满。说完,深深地吸了口烟。我拉着他的手,点了点头,激动不已……。40多年过去了,他那慈祥、亲切的笑容,总在我的眼前。半年以后,1971年3月,湖北省第三次党代会上,我被选任省委常委,这时我才明白,去年见面谈话,是体学同志考察我。
  党代会上,主席团有几位女支书,站在幕布后面休息聊天。体学同志走到我们中间,问寒问暖,还检查我们手上有没有长茧。当年,强调干部参加劳动,个个手上都有。我手上除了老茧,手背满是小裂口,还有一块结了血痂的冻疮。他用怜悯的眼神看了看我,深深地叹一口气,说,你们现在是小官,也要准备当大官哦。我们来自最基层,沐浴着他的深切关爱,沉浸在幸福之中,寒风凛冽留下的伤痛,早已被一股暖流所代替。我没有想到,“要准备当大官”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以致,全委会上请常委上台,念丁凤英的名字时,我还在傻乎乎地想,有人与我同名同姓,直到工作人员把我叫走。也可见,当时的保密工作有多严。
  选举以后,体学同志听说我有压力、有思想包袱,又专门找我谈话。见面就问,丫头,听说你不愿意进常委?哭鼻子了吗?我不好意思低着头说,担子太重,怕给组织添麻烦。他说,我们相信你,你还不相信自己呀?你见过秤砣没有,秤砣虽小,能压千斤。别看称杆很长,一折就断,但秤砣,砸都砸不碎,你就学习秤砣精神嘛,像秤砣那样坚硬,敢挑担子,敢负责任,我们都支持你,怕什么呢。但是你自己要努力。我们省委是靠集体领导。你嘛,多听大家的意见,跟着我们学,不要自卑,要敢于负责。只要路走正了,就不怕。豆芽歪了,直不起来,树苗歪了,就不能做屋梁。不会可以学,除了向书本学,还要向实践学,向社会学、向老百姓学。他的话,总是那么形象,总是启发式、诱导式,让你入脑、入心、入骨、入胜。这次谈话,对我树立信心,大胆工作,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常委开会,他经常提前进会议室和大家闲聊,看似与主题无关,实则是谈心、做思想工作、是通过小事讲大道理,很有针对性。我把他的闲聊当上课,而且受益终生,我立志像他那样做人,做他那样的人!有一次,他还没有入座,站在靠背椅后面,双手搭着靠背椅,很轻松地说,我给你们讲一个聪明裁缝的故事,他最擅长为官员做衣服,因为县太爷欣赏而出了名。人家问他有什么诀窍,他说,其实很简单,初当官,往往得意洋洋,是昂头挺胸地走路,所以前面要做得长一些,官员老了,背驮了,不会昂首挺胸了,所以后面要做得长一些。我们这些老家伙,都要后面长,说着,眼睛扫到我跟前,笑了笑说,只有丫头需要前面长。说得大家哈哈大笑。的确,常委老资格多,一批人的党龄比我的年龄大,我心里明白,这是在为我们新官上课。
  工作人员小刘,白色衬衣上,佩着精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他一边看一边问,你懂得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吧?又回头对着我们说,为人民做有益的事,就叫“为人民服务”,每个人都能“为人民服务”,不是只有当官才能“为人民服务”。人民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去服务。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不挑、不拣、尽职、尽责。扫地的,把地扫干净,保证厕所没有味道,就是“为人民服务”,烧开水的,把水烧开,就是“为人民服务”。送开水的陈师傅就做得很好,别人还没上班,他的开水就送到了,哪怕只剩一个人加班,他也守到最后,从不懈怠,任劳任怨,这就叫“为人民服务”。工人做工,农民种田,都在“为人民服务”之列。不是挂在嘴上,也不是挂在身上,而是用在自己的行动上。我们领导怎样“为人民服务”呢?首先,要学会做人,为人公道正派,大公无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其次,是要做事,做有利人民的大事,而且要敢做敢当。要多听群众的意见,不能只听好话,要警惕那种阿谀奉承、留须拍马的人,那种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最容易坏事的。奉承你的人,不一定拥护你。批评你的人,可能是真心拥护你。对别人也要敢批评,我批评你,不等于我不喜欢你。我对你抱希望,才批评,如果我失望了,不批评了,说明你不可救药了。你们记住,只要自己正,挨骂多,垮不了,承认错误,不会降低威信。我说过管钱的省长,一不贪污,二不瞎花,有人骂你,说明你管得好,你的坟头狗子不拉尿,不长草,可能是个好管家。就那点钱,能个个喜欢吗?现在有的干部,人站出来了,心没有站出来,组织联合了,思想是散的,这叫“为人民服务”?你们对我,要实话实说,让我听真话,听心里话,千万不要回避问题,千万不要奉承领导、讨好领导,宁可讨好人民也不要讨好领导。这次闲聊,不仅阐释了“为人民服务”的内涵,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正处文革乱象的领导干部,怎么立身、怎么看人、怎么做事,都是高屋建瓴,拨乱反正。
  我亲身感受到,他倾其一生,只为爱人民!他不让省委机关筑围墙;午休时,他常和师傅们蹭在地上“将一军”,有时还打痞悔棋;如果他发现有人毁树,他会像对待人一样痛惜;过年了,他要到食堂和大家一起吃顿饭;他为发展湖北水利事业呕心沥血。不仅管规划、管进度、管质量,还要管工棚漏水没,有厕所没,饭热不热,女工用上热水没,有雨鞋没。
  1973年5月,他知道自己的病不好,即向周总理、先念副总理请求回湖北。他要最后看看他眷恋的土地、未竟的事业和挚爱的人民。5月30日,他不顾身体虚弱,赴英山县主持农业学大寨会议,最后一次艰难地走上岩河岭水库,会议结束时,他手捧茶杯,饱含深情地对大家说,你们都知道,我喜欢水,喜欢树,还喜欢茶。我希望英山发展自己的茶叶,虽然我喝不上,也要让老百姓喝上英山茶。望着他力尽气微地嘱托,我热泪盈眶,县委洪书记,伤心得说不出话,只是拉着他的手流泪。
  1973年9月3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42年过去了,他留给我的记忆,是那么鲜活,那么生气勃勃,那么笑容满面,好像,他还在品着英山的名茶。他不仅引领我走向政坛,还教我做人的境界,做事的态度,做官的准则。我得以自慰的是,在他弥留之际,总算为他递了最后一杯水,擦了最后一根火柴,虽然什么也没说。
  遗憾的是,那个年代,我没有一张与他合影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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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6 09:44 | 显示全部楼层
                               党员领导干部的一杆旗——在纪念张体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张体学传》编写组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今天我们聚集一堂,共同纪念张体学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此时的感受,是既沉重又欣慰。沉重的是,体学同志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人民的富裕与幸福,特别是为荆山楚水面貌的改变,耗尽心血,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离开我们已整整42年了,他没能看到他朝思暮想、倾心擘划并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今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欣慰的是,他的品格风范、担当精神、实干作风及对人民的赤子情怀,在今天依然、而且更加受到人们的追思、怀念,人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种精神风范的时代意义,也更深切地呼唤着这种精神风范的发扬光大。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张体学同志就是属于活在我们心中的人。
  作为《张体学传》写作组的成员,我们从文献资料,尤其从调查采访中较多地接触到张体学同志的感人事迹,也较深刻地体悟到“我们的好省长”的品德风范,我们认为有如下几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学习、传扬的:


  一、矢志不渝,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1915年12月26日,张体学同志出生于河南光山县(今新县)新集镇的一个小摊贩人家,父亲在镇上以炸油果、炕烧饼,兼打短工为生。在此期间,流氓地痞、富人官吏不时到他家里的摊铺上白吃白拿,而老实的父亲只能忍气吞声,这让年幼的张体学因此“有了不自觉的阶级仇恨心”。
  1928年共产党人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光山后,这里便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新集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领导下,地主豪绅被打倒了,流氓地痞不见了,共产党给穷人分了田地,穷人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张体学因此认定了共产党就是穷人救星的道理。不久,他加入了儿童团,1932年又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红军,成了红二十五军独立营的一名战士,从此开始了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追求。
  板荡能识人,见微能知著。一次保管部队经费的经历让同志们了解到了张体学对党的坚贞。那是1932年10月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体学所在的部队被编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部队转战于皖西北一带,张体学被调到军首长身边任交通员、警卫员。一天,部队转移时,徐海东军长将全军公款交给张体学,让他背着,并嘱咐他:“决不能丢失,更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人在银元在!”
  张体学将几百块银元装进两条军用米袋里,斜挎两肩,绑在身上随军行动。可在接下来的一场战斗中,张体学被冲散了,他摸黑钻进树林,与大部队失联了。两袋银元可是全军的全部财产啊,徐海东在第二天早晨清点人数时,发现张体学不见了,很是着急,立即派人沿原路寻找,但找了两天,无果而终。
  张体学这几天他也在焦急地寻找部队,他不敢走大路,只能一个人在山林里穿行。渴了,他饮山泉;饿了,摘野果充饥;白天,他赶路;夜里,他靠在树兜旁歇息。他没有动用肩上的一个子儿,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人在银元在”!他要把这两袋银元一元不少地交还部队。他是党员,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他不能失去这份信任。
  第四天黄昏,瘦得两眼沉陷的张体学终于找到了大部队,他向首长交还了那两袋银元,也向党组织交上了自己的那份忠诚。
  中原突围期间,作为鄂东独立第二旅政委的张体学,在完成坚守宣化店,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后,又率部分路国民党军重兵的重围,于7月17日在岳西、太湖边境的冶溪河胜利会师。当部队准备东进进入解放区时,独二旅接到中央电报:停止东进,留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这对于刚刚脱离险境的独二旅广大指战员来说,是个极其严峻的考验。但以张体学为首的独二旅同志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决定,表示留在大别山,“在思想上精神上准备作最严重、最危险的斗争”。此后,部队分散活动,四处被国民党军队“追剿”,人员日渐减少,无粮可食,以野菜、树叶充饥;无房可住,靠钻山洞、搭草棚、露天宿营。尽管如此,张体学对党的信念不动摇,对革命前途不迷茫,哪怕身边仅剩下20余人,他也不灰心,不气馁,坚持把革命的火种留在了大别山地区。
  如果说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生死存亡是考验一个人信念的试金石的话,那么和平年代面对误解冤屈的态度,也同样是考量一个人信念的标尺。文革开始后,张体学被批斗,家被抄,妻子被关进牛棚,几个孩子被寄养在亲威家,但他仍不忘工作,仍教导身边的人,坚定自己的信念。1967年2月,周总理担心体学的安全,便电告湖北方面,命令让体学到北京休息。临走前,体学对尚在工作岗位上的厅局长们说:“你们要坚决站在毛主席路线上,不要胡言乱语。我相信湖北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将来事实要证明的。”
  他还用这种信念教育下一代。弥留之际,老战友林友先带着儿子漆林去看望他,望着已长大成才的漆林,他语重心长地嘱咐道:“爱党就要真爱,不要和尚念经——一句空话。党要你上战场,你就要敢冲上去和敌人拼刺刀。党要你修水库,你要能带领群众修个人造湖。”
  与他共事17年的王任重同志评价他说:“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一经确定为共产主义献身、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就永不动摇”。这实乃知已之言!

  二、襟怀坦荡,勇于任事的担当精神
  不少与张体学打交道的人刚开始都以为他脾气急,爱批评人,接触多了,大家都认识到,体学同志襟怀坦荡,是非分明。他敢于管事,不和稀泥,不当老好人,他的批评,都是对工作的严、对同志的爱。
  植树造林是他在省长任上特别重视的工作之一,他走到哪里都谈绿化的重要。因此,遇上抓绿化不实的人和事,他就会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1955年4月,他驱车到荆州调研。看到路旁栽的树有几棵死了,他立马下车,拔起树苗一看,气愤地说:“太可惜了!”他把这几棵树苗拔起来带到了招待所,又叫人找来了主管林业的负责同志。他严厉批评道:“栽的么鬼树?轻轻地一拔就起来了。你又不是不懂得,栽树的窝子要挖大点,挖深点,土要压紧点。这苗死成这个样子,就是你没有亲自抓嘛!”
  这样的批评,免不了也有批错了、批过火的时候,倘使如此,张体学定会真诚地检讨自己,向对方赔不是。1959年7月,他到黄陂检查工作。当时黄陂有近40天没下雨,干旱严重,心急的他在听时任黄陂县委书记的古博汇报时,连连发问,弄得古博一时答不上来。张体学当着众人的面,把古博狠批了一顿,说了不少过头话。可事后他调查得知,古博在抗旱中很能吃苦,且发动群众、集思广益,采取了不少救灾保留的措施,他这才意识到批错人了。
  这年冬天,省委召开全省计划工作会议,张体学讲话时的第一句就是向古博赔礼道歉:“你们在下面辛辛苦苦地搞工作,我还官僚主义地批评你,让你受委屈,这像话吗?今天,我是诚心诚意地向你检讨,请你原谅!”古博听后,眼泪夺眶而出。
  张体学功成不居,但工作中一旦出现问题和错误,他却总是第一个担责揽过。1959年冬,湖北各地发生严重饥荒,有的县已饿死了不少人,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痛心自责。他一方面根据省委的意见,把省里的储备粮飞速运往最需要的地方,一方面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这位铮铮铁汉向老领导哭诉道:“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湖北人民在挨饿呀!我做不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求中央支援我们粮食。”几天后,中央给湖北拨来了3亿斤粮食。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针对“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及对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困难,张体学在湖北大组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逐一检讨了自己的缺点,严格剖析了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
  张体学一贯爱护同志,维护团结,尤其是在困难之时,他更是顾全大局,主动担责。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错误地发起了“反右倾”斗争。当时湖北迟迟没有动静,这让体学很有些不安,他担心省委书记王任重难办,就主动找到王任重说:“就批判我吧!”王任重是了解体学的,他当然知道体学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张体学主动担责揽过的胸怀却令他深深感动。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文革期间,张体学自身也处在危难之中,但为了保护身边的同志,常常挺身而出,仗义直言,置个人之安危于不顾。当王任重被揪斗时,他在湖北省委领导干部会议上表示:“说王任重反对毛主席,根本不是事实。就连一句对毛主席发牢骚的话,我也没听任重讲过。”在逆流横行之时说这些话,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需要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啊!重病之际,他仍以这种担当精神来教育省、地、县、区社的广大干部,要大家“努力学习,坚持原则,敢于负责,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要抓生产,敢讲业务,敢说敢管”。

  三、坚持真理,惟求实际的严实作风

  张体学是位实干家,他坚持真理、讲求实际,善于把中央的政策,与湖北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粮食统购统销是中央在建国初期就确定了的政策,但购多少,这是关系农民生计的大问题。1953年夏天,张体学到农村调研时,许多农民向他反映,上级定的购粮指标高了,弄得农民吃不饱饭。这引起了张体学的高度重视。他在1954年3月召开的全省粮食工作会议上坚决强调:粮食统购统销一定要坚持“留口粮、卖余粮”的原则。强迫农民卖口粮是杀鸡取蛋,必然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农业生产。任何“斗富农,吓中农,围攻余粮户的强迫命令做法都是错误的”。
  “大跃进”运动中,很多地方刮起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仅粮食产量,有些地方一夜之间就上升了几倍,乃至几十倍,报上还连篇累牍地加以宣传。体学对此很反感。他带人到下面实地调查后,发现全系假、大、空,为此他狠批了弄虚作假的某县委书记。
  相反,对干实事、说实话的基层干部,张体学则予以充分的表扬。他到浠水县十月大队调研,要大队书记饶兴礼汇报粮食产量,那时候麻城县已出现了亩产“三万六千斤”的高产。饶说:“我亩产目前只有1千多斤,高产试验田也只有2千来斤。”张体学一听,肯定地说:“你没吹,算得个好样儿的。”
  在“大跃进”“共产风”中,农村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减少或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农民养猪、养鸡及家庭副业都受到限制,生产、生活都大受影响。张体学对此并不认同,他到通城县大界生产队调研时,不仅肯定了农民在田埂上种豆子的创举,还鼓励农民养鸡,养猪,种好自留地。
  张体学讲话、作报告,事先都作调查,所以他讲起话来理直气壮,开门见山,没有套话,废话,绝对不说假话。与他打了多年交道的饶兴礼说,体学说的话,一点“雨”,一点“湿”,没有一点是空的。1961年,省里开人代会。张体学见饶兴礼来了,便问他明天是否有发言。当得知他明天有发言,县委工作组为他写了稿子后,张体学对说:“不要它,你咋做,就咋说,大会讲了以后,再整理,先不要秀才代劳。”

  四、亲民爱民,奉献人民的公仆情怀
  张体学出身于贫寒,战争年代又处处受人民的舍命救护,他与人民之间有着鱼水相依的情缘。主政湖北后,他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无时无刻不把人民的冷暖苦痛记挂于心,并为此而宵衣旰食、日夜操劳。
  尊重工人农民是他对子女的基本要求。据曾任张体学勤务员的舒少斌回忆,有一次,舒少斌夫妇与张体学一家吃团年饭时,张体学的一个孩子讲了个“乡巴佬上汉口”的笑话。本来很高兴的他听后立马变脸批评说:“不准取笑农民伯伯,要尊敬他们。”说完,他指着饭和菜说:“这是农民伯伯种的。”又指着衣服说:“这是农民伯伯种的棉花纺织出来的。”接着,又讲了农民在战争年代支援革命的故事,孩子们听了都受到了教育。
  认真倾听人民群众意见是他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反复告诫。他曾在多种场合强调这一观点。他向第一届省人民大会代表说:“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因此,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那怕只有1%是正确的,我们就吸收1%的正确意见。”1957年5月7日至6月6日,他带领几个同志对宣恩、咸丰、来凤、鹤峰、五峰、宜都等地进行了考察。在此过程中,他发现那里有些干部工作作风粗暴,有打骂群众的现象,为此他痛心疾首地给省委写了《关于恩施地区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要求要采取“坚决的态度,有效的措施,及时迅速地转变领导作风”,“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利用职权欺压群众、对群众耍威风是张体学最痛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见一起,处理一起,毫不留情。1957年5月他到巴东县调研时,听说一个干部和一个小孩子为争先买油条而吵闹起来,那位干部“一倒拐子就把那个娃娃拐倒在地上了”。张体学立即暗地查清了那位干部的工作单位和姓名,并在全县干部大会上点了名。点名时,张体学两眼圆睁,拍桌怒斥:“欺压老百姓,打小孩子,这不是共产党!我的意见:这人应该严肃处理!”
  群众的安危冷暖是张体学记挂心头的大事。1958年的一天晚上,水果湖地区狂风大作。张体学想到省委职工宿舍的几栋旧房的安全,夜不能寐。他打电话叫来财办的一位干部,和这位干部一起在那里转了大半夜,直到风停了,天亮了,才离开。1958年,体学到丹江口水利工地视察。一到工地,他看到许多民工赤脚在冰冷的泥水里挖土,当即让管物资的同志连夜到仓库里找出了2000多双深筒胶鞋,送到了民工手中。
  革命老区百姓的衣食住行是张体学关注的重点。红安是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张体学常常对省里和黄冈地委的同志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决不能忘了红安人民啊,我们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才是。解放初期,红安群众,尤其是北部山区的群众看病难。1953年张体学到红安了解这一情况后,即指示省有关部门拨出专款,在杨山、潭河、袁河、枣林等地修建卫生所,购进大批医疗器械和药品,又派来医生,免费为群众治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张体学深入红安农民家中,进灶房,揭锅盖,翻瓦罐,察看有无余粮。看到不少家庭粮食很少,吃得很差时,他非常难过。在他的关怀下,有关部门从外地调来了粮食,及时接济了缺粮的农户,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
  黄冈贾庙是抗战时期张体学长期战斗的地方,1959年,那里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群众中患病死亡的不少,仅贾庙公社铁冶管理区洪岗村就非正常死亡100多人。张体学接到老党员漆先庭的来信后,立即带人到贾庙进行调查。当他见到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的老区人民一个个面黄饥瘦时,不禁潸然泪下!他回省里报告后,省委、省人委立即采取了系列措施帮助老区人民,除拨粮治病,派调查组外,还将新洲县县长梅建明调到贾庙任区委书记。梅建明到职后,贾庙的生产逐渐恢复,群众再也没有饿肚子了。


  五、严于律已,大公无私的清廉风范
  张体学一生政治上、生活上律已严格。他常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要搞旧社会国民党的那一套。他反感搞特殊化,反对迎来送往、前呼后拥的官场作风;每次外出调研,他都是轻车简从,事先多不打招呼。有一年,他从黄陂、大悟取道到新洲县考察,新洲县的领导闻讯后,立即从县城赶到县界去迎接。张体学见到他们后,将去接他的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他生活俭朴,外出检查时,吃住只求简单,且一定付足餐宿费用。对用公款摆宴席、讲排场,大吃大喝的行为更是严加斥责,坚决拒绝,他称此为“慷国家的慨,油自己的嘴”。
  一次他到一个农场视察,进餐时,见桌上摆了烟酒和满桌子的鱼肉,顿时脸色沉了下来,随即一言不发地添了一碗饭,夹了几筷子素菜,低着头,匆匆扒进了口里。吃完,他就到厨房和炊事员聊天去了。聊过之后,他弄清楚了这桌饭菜的成本,于是他又回到了餐桌前,宣布每人按成本交饭钱2元。并随即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来,压在自己的饭碗下面。其他人见此也照样交了伙食费。
  对自己的家人,张体学同样要求严格,从不用权力为他们谋求任何好处。他家在武昌,夫人林少南被安排到汉口工作,刮风下雨两头跑月票,十几年都如此;长子牢生从学校毕业后,他吩咐组织部门,不要留他在城里,让他到红安高桥去锻炼。1962年精减人员时他失散多年后被找到的弟弟,被他劝回到乡下务农。
  张体学的清廉是始终如一的。弥留之际,他对林少南交待说:我不在了,我们现在的住房应退给机关。搬家时,机关分给我的家具,分给公务员用的家具,都要全部退给机关。这样的话,他对警卫员又讲过一遍。
  湖北人民的好省长、我们敬爱的张体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42年了,但湖北人民始终想念着他。“斯人虽逝,典范犹存”。张体学同志的精神风范,如时雨,如春风,依然时时在沐浴滋润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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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1]初来乍到

 楼主| 发表于 2018-12-6 09:45 | 显示全部楼层
        
                                                 高风亮节  光照千秋

漆林(国务院三峡办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深受全省人民爱戴的老省长张体学同志诞辰100周年。
  张体学同志家境贫寒,少年从军,在红军这所革命大熔炉中,身经百战、千锤百炼,从一名战士成长为独挡一面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随红二十五军长征,突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到达陕北,参加了称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延安,组织上安排他去抗大学习。在抗大他如饥似渴,刻苦钻研,政治上、文化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升华。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主席找他谈话,派他到鄂东开辟抗日根据地,打出一片新天地。毛主席说:你才22岁,很年轻,斗争很艰苦,要经历很多严峻的考验,要过好“三关”(生死关、金钱地位关、美人关)。要依靠组织,发动群众,干出一番事业来。他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于1938年农历2月到达鄂东。
  他到鄂东后,即时与黄冈党组织取得联系,迅速发动群众,在黄冈芦泗坳,组建了鄂东抗日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他担任大队长。由于党的政策深入人心,群众抗战积极性高涨,五大队从成立时的几十人,仅一年就发展到一千多人,成为鄂东抗日武装的一支劲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1939年9月鄂东反共头目程汝怀发动围剿新四军的夏家山事件,重点进攻黄冈中心县委所在地夏家山,残酷杀害抗日战士,伤病员、地方干部和抗日群众500多人。体学同志虽已突出重围,但为了掩护县委和大批群众转移,他率部杀入重围,解救了大批群众。体学同志沉着冷静,以其智慧和勇气,率部突围使部队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并很快转移到长江边的王家坊,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一年后五大队发展到3000多人,并组建成独立团,坚持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
  1945年初,中央派王震将军组成南下支队,从陕北南下,直插广东,部队路经鄂东时,已是新四军五师鄂东独二旅政委的体学同志全力支持南下支队,筹粮送款,补充兵力,收留伤病兵,担任“开路先锋”护送王震过长江,经咸宁,到湖南,南下支队攻坚克难,经过千辛万苦,到达广东韶关,后又奉命北上,与五师部队及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会合,组成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南下支队转战千里不亚于一次长征,损失较大。回到大别山以后,及时休整,得到了极大的补充。体学同志将自己辖下的一个主力团补充到359旅,重整了359旅的士气、战斗力。中原突围后,王震率部回到延安。当王震将军向中央汇报,南下支队在大别山进行了休整,得到了兵力补充,表达了对五师战友的感激之情时,毛泽东主席说,五师的指战员觉悟高,革命队伍就应该这样,不分彼此。张体学顾全大局,风格高,向他学习。
  1946年6月,中原突围前夕,李先念司令员任命张体学同志为中原军区警备司令(仍担任鄂东军区司令员兼独二旅政治委员),执行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在宣化店唱“空城计”的特殊任务。体学同志先是与敌周旋,巧唱“空城计”,在完成掩护主力部队突出第一道防线后,他率部向东突围。部队冒着枪林弹雨,杀出重围,战斗非常惨烈。突围开始,战斗从早打到晚,一日九仗。许多突围出来的战士说,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独二旅九死一生,杀出重围,部队抵达了安徽岳西治溪河,成功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正当全军欢呼胜利,准备进入华东解放区时,毛主席又亲自电令部队重新杀回鄂东,打乱国民党的部署,继续牵制国民党军,减轻陕北、山东战场的压力。宣布电令后,许多人想不通,张体学同志召开干部会、党员会,层层做工作,分头做工作,又带头率部杀入国民党的包围圈,与敌展开殊死决斗。当时,环境异常艰苦,国民党实行并村联坐,情况危急,张体学同志身先士卒,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拖住了敌人的主力,完成了中央军委交付的重任。后他根据中央和中原局指示,和赵辛初同志从黄梅、经宿松、转道南京回到延安,向中央汇报。离开大别山时,他宣布易鹏同志任中心县委书记,继续坚持大别山的斗争。1947年秋刘、邓大军南下,抵达蕲春胡家凉亭,邓小平问易鹏,中原突围后,这里还有多少部队在坚持斗争,易鹏答,从黄梅到麻城,还有1400余人在坚持战斗,只不过是分散活动,如需要,可以迅速集中起来。邓小平同志甚感意外,说:真没想到,环境这么艰苦,还能保存这么多的地方武装,我们要在这里打一大仗,就更有胜利的信心了。
  建国以后,体学同志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地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长、省委书记,兼任湖北军区第一政委,武汉军区政委。虽然他身居高职,但工作勤奋,从不懈怠。他经常下农村、进工厂,殚精竭虑,夜以继日,是大家公认的实干家。他重视民生,关心群众疾苦,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为民请命,冒险截粮,并及时向国务院报告,请求处分,敢于承担责任。
  体学同志主持全省的经济工后,高度重视粮食生产,鼓励科学种田,提高产量,发展多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每次到基层检查工作,他深入细致,都钻到商业、粮食、供销社的仓库察看,货物是否属实,有没有弄虚作假。让很多县乡干部始料不及,这种方法发现了不少问题,纠正了很多错误。
  他重视基础建设,为全省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湖北的水利建设在全国名列前茅,排灌能力都达到了先进水平,建国以来,湖北投入了大量资金、劳力进行大规模水利设施建设,丹江口,漳河,白蓬河,陆水等一大批大型水库的建成,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粮、棉、油和经济作物的大幅度增产,天门县棉花产量过百万担,新洲县棉花单产全国第一,从1949年至1966年,湖北省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都在前六名,是全国经济发达省份之一,大学毕业生以留在湖北为荣。
  他重视抓交通,全省新建的干道通车,实行定任务、定标准,特别大型桥梁设施,必须限期完成,到时他亲自到现场验收。
  他注重林业发展,每年亲自主持林业会议,并带领地市领导到各地参观检查,表彰先进,批评落后。他强调说,绿化水平要像武大珞咖山一样,从飞机上看,是一片绿色海洋,这才达到了标准。
  1958年各地大办钢铁,砍树毁林成风,他走到哪里,就严令禁止砍树,保护山林,特别是珍贵树木,都要挂牌定人,定时检查。
  体学同志重视教育和医院建设,他到市、县、区检查工作,都要到学校、医院看看,解决具体的困难。他经常对地县干部说:官莫修衙,把钱用于改善学校、医院设施上,这是广大群众都需要的。在病中,他还主持新建湖北省肿瘤医院,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治疗条件。
  体学同志的建设思路是超前的,为了湖北的长期发展,加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引进。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主持修建了汉口至丹江口铁路,这是全国第一条地方自建铁路;为了扩大武钢生产规模,积极引进一米七轧机;为把“二汽”建在湖北,他多次到国务院汇报;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为三峡建设做准备。这些大型项目的建设为湖北以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体学同志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不论在军队,还是地方任职,都十分注重团结,尊重集体领导,关心爱护干部,在使用干部时,坚持五湖四海,亲者严、疏者宽。对犯错误的干部批评严厉,从不姑息迁就,但又做到苦口婆心,耐心教育。处分干部时,他是慎之又慎,宽大为怀。王任重同志曾多次说:“体学脾气大,批评人不讲情面,但是他面恶心善,菩萨心肠。讨论处分干部时,他是宽之又宽,治病救人,留机会让人改正错误。”在干部队伍安排上,班子配备时,要求地方干部要谦让,各地党政一把手基本上都由南下的同志担任,本地干部改任副职。有的同志想不通,体学同志逐个谈心,说明道理,维护团结。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干部支了“派”,泡在“水”里不能分配工作,体学同志耐心做群众工作。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个特殊时期,说错话,做错事是难免的。有些同志批斗我,喊了口号打倒我,只要认识提高了,改正了,就不要再追究。”有些支派干部的子女当兵、上学、就业遇到困难,他亲自帮助解决,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博大胸怀。
  体学同志极为关心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从部队、农业战线、工业战线中挑选了很多骨干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对这些青年干部,他言传身教,耐心指导,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勇挑重担,做出成绩。
  体学同志严于律已,宽厚待人,是每个公务员学习的榜样。为了联系地、县干部、基层群众,他把家搬到张家湾,告诉行管局不准修院子,方便基层干部进出。房前的花坛改为菜地,自己动手种菜,经常在星期天的早上,带上儿子牢生,拖着板车到城里去拖大粪,解决蔬菜施肥。体学同志坚持原则,以大局为重。上世纪五十年代,省委按规划扩修“东湖南山”客舍,以便接待中央领导。计划报到省长批示时,他说,目前资金困难,几个大水库正缺资金,先照顾国计民生。南山扩建的工程以后再说。有人说,这次扩建是为了接待毛主席的。他说,毛主席不会计较的,到时我向他汇报,有问题我负责。毛主席来汉住进东湖后,知道了这件事,说张体学做的对。
  1973年6月体学同志抱病到英山,规划英山的建设蓝图。按水利设计院要求,在英山的东河、西河修建红花咀、张家咀水库。他在与安徽交界的岩河岭村,听取村支部书记段昭想的汇报,说1969年特大洪水之后,全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重建家园,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感到很欣慰,号召各地学习岩河岭。他说,共产党员要有志气,不要被困难吓倒。走到两省交界处一个水库边,县委书记洪平安汇报说,这个水库在山头,渠道已修通,我们这边的旱情可以彻底解决。体学问水能不能到安徽?段昭说,开个支渠就可以过去了。体学同志说:“那你们就把水送过去嘛。”段说,我只管我这边,未必还管安徽?体学同志笑着说,你不能见死不救嘛。要有点风格,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不是英山共产党,也不是湖北共产党。从此,岩河岭山上的水库两边共用,成了边界团结友谊的像征。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李德生同志闻知此事后,亲自带队到英山参观学习,他深受感动,赞扬湖北战胜困难的精神、高尚的风格,在安徽的多次会议上提出学习英山、学习湖北。并向国务院报告,推荐学习湖北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精神。很少有人知道,在这调研活动中,体学同志已是癌症晚期,当时他的体温是39℃。
  今年七月,我在北戴河看望了年近百岁的宋平同志,谈到湖北,谈到体学同志。宋平同志说:“北京饮用水的质量好多了,喝水有甜味,这要感谢张体学同志,喝水不忘修库人。丹江口水库是他主持修建的,那时正值困难时期,生活艰苦。他春节不回家,带着全家老小在工地上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按期建成了水库,解除江汉平原的水患之苦,又为南水北调提供了水源;中原突围时,他率部牵制敌人,突出重围后,又奉命杀回国民党的包围圈,承担了最大的牺牲。他是个令人钦佩,令人尊敬的人。可惜他英年早逝,我和周总理每次谈到他都感到十分痛心,我们要永远怀念他。”
  1988年夏,李先念主席对我谈京九铁路的走向,强调要照顾贫困地区。谈到修铁路时,他说:“张体学就是修铁路的积极分子,当年修汉口——丹江口铁路,正值经济困难,我都感到紧张,但他充满了信心,按期建成通车,那是要气魄的。”“体学聪明过人,接受新事物快,精明敏感,虽说他文化水平不高,但虚心好学。我曾对他说,湖北的水利搞的是好的,水库修的多,解除了旱情,但湖北是千湖之省,排捞问题要重视。只讲这一次,他立即带队参观了江苏省江都排水工程,回去后,两年内就建成全省各地的大型排水站,提高了排水标准,保证了旱涝丰收。”
  体学同志离开我们已42年,他的音容笑貌仍在人们的眼前。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他信仰坚定,对党忠诚;战争年代,他多谋善断,英勇善战;建设时期,他思想解放,敢作敢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辉煌的一生。他是老一辈革命者的榜样,更是我辈及后代学习的楷模。
  先烈创业垂千古,后辈奋力步后尘。我们要永远怀念他,学习他的高尚品德,英雄气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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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6 09:46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别山上的一杆红旗!

贺言生(张体学同志警卫员、省军区离休干部,小名细蛤蟆)


  我的老首长体学同志离开我们42年了,今天是他百年诞辰。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体学同志在我心中比泰山还重!
  我感到体学同志并未远离,常常“开门复动竹,疑似故人来。”
  我是湖北黄冈人,自1939年2月加入鄂东独立游击第五大队起,就在体学同志身边工作。1944年直至解放,我担任体学同志的贴身警卫,他于我既是首长又是恩人,也是我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教育我牢记三点:不怕苦、不怕死、听党的话。其实,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三条,是我人生的楷模。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张旅长同我们普通战士一样,一年四季脚蹬草鞋、身穿单衣、夜宿稻草。我们每人身背一个布口袋,晚上找到稻草就塞进去盖到身上,垫的也是稻草。夏季露宿野外,蚊叮虫咬;冬季大别山滴水成冰,酷寒难熬。常常为了不惊扰群众,我们就在老百姓屋檐下合衣靠墙歇息,张旅长与我相偎而坐的情景仍在眼前。
  张旅长是极具智慧、聪明灵活的军事指挥者,他的这一特点在同期领导者中是很突出的,因此我部的伤亡较少。
  无论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很重视情报网的建立,很善于做群众工作。张旅长每到一地,首先将老百姓这个顺风耳、千里眼天线架设好,产生的效果比现在的WIFI、手机绝不差呢!群众一旦发现敌人出动围剿,马上敲锣打鼓报信,锣声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连绵不绝。有时距离敌人三、四个村子、有时距离敌人10多个村子,我们听到锣声马上撤离,每次均能化险为夷。敌人束手无策,常常无功折返。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危险时时就在眼前。张旅长和我出生入死,多次身陷险境,最危险的一次是在1947年重返大别山后遭遇敌人伏击。
  那天张旅长带领我和一个班的战士,行走在从一个团到另一个团的途中,敌人数倍于我们,架好机关枪埋伏在一个小山坡上。当时我们走在田埂上,正面与敌人相遇。突然机关枪声响起,走在第一位置的我手臂中弹应声倒在田埂上,张旅长一行瞬间在田埂下卧倒隐蔽。我听到张旅长说:“不惜任何代价要把细蛤蟆抢下来!”当时独立旅的全部经费绑在我身上,有金条、银元等。此时双方距离约十多二十米,说话的声音都能清晰听见。机关枪停了,我听见敌人说:“前面那个人好像被打死了。”趁敌人不备,我突然滚下田埂,  张旅长和我们边跑边还击敌人,拼死冲出敌人的伏击点。
  张旅长没有官架子爱兵如子。
  这次遭遇战中我伤口感染化脓并发高烧。张旅长对我的伤势恶化非常着急,亲自寻医问药,找来中药给我敷上;行军途中,把他的马让给我骑,自己步行。如果没有张旅长亲人般的关怀,我不死也残废了。体学同志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细蛤蟆!
  张旅长与我亲如手足,不分你我。
  他烟抽得多,为了节约,买群众的烟叶自己卷着抽。每当烟不够抽时,他就对我说:“细蛤蟆,你不要找组织解决,把你的钱先借给我。”我说:“我的钱你拿去用就行了,什么借不借的。”由此看出我们多么亲密无间,又反映出他是那么的廉洁自律!
  但谁能想到,我们短暂的分离竟是中原突围时。
  1946年6月我调到中原军区参加警卫队培训。不久,突围命令下达,我作为警卫排的副排长装备两支小手枪,一条美式卡宾冲锋枪,带领一个班贴身警卫五师副政委方振平同志(后任装甲兵政委)随主力部队从西面突围。我是方政委的三道护卫防线的最后一道,我们都做好了牺牲自己保卫首长突围的准备。我不知是否还能与最敬爱的张旅长重逢,他此次承担的是最为凶险的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从来都是我为张旅长警卫,今天张旅长将以生命为我、为主力部队警卫!
  我随主力部队顺利突围,与战友一道并入中国人民解放第二野战军。
  1947年8月2日,在山西晋城的大街上,我突然碰到了张旅长。我们彼此都非常激动,他一把抱住我说:“细蛤蟆,你还没有死啊,还活着啊!我现在是个光杆,毛主席要我返回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怎么样?你还是来跟我当警卫员吧!”
  我是体学同志重返大别山带领的唯一旧部,就此而言,他是光杆没错。刘邓部队划拨了一个旅给他,这个旅命名为独立旅,他又重当旅长。就在我与张旅长重逢的第三天,即1947年8月5日,我跟随他与独立旅从山西晋城重返大别山。
  实践证明,毛主席选择体学同志率部重返大别山的决定多么正确啊!
  当时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主攻方向选在大别山地区。体学同志对大别山地区地理环境了解,通晓当地语言,熟悉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群众基础很好,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
  “忽如二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我们一回到大别山,老百姓就奔走相告:“张体学又回来了!”大家很受鼓舞,坚定了革命的信心,积极支持我军,为我们筹粮、缝制衣被、提供情报……。你想想,毛主席不选他选谁?
  果然,体学同志独具的各项优势立见成效。常常他亲自担任向导,带领部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钻来钻去,昼伏夜出神出鬼没,迅速寻找战机,不打无把握之战,不打无绝对优势之战,多次与敌交手,几乎逢战必胜,每次都能收缴敌人的枪支弹药补充我军,我方鲜有伤亡。
  他是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最忠实的践行者。重返大别山后,他为独立旅制定的战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牵制敌人,
  保存实力,准备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我们独立旅三个团,每个团有一千多人,在体学同志领导下后发展扩大为独立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为了迎接大军南下和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从1949年初开始,张师长带领我们先后解放了罗田、新洲、黄冈、浠水等地,筹集了大批粮食,动员组织了大批水手及几百艘民船。小的木划子可坐十多人,大的木船有布蓬、布帆可坐30多人。张师长做的这些工作为我军渡江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体学同志戎马英雄、性格豪爽;却又宅心仁厚、心细如发。
  我是放牛娃出生,不识字,从11岁参加鄂东独立游击  第五大队起就没有名字,大家都叫我细蛤蟆。解放后不久的一天,他专门把我叫去说:“细蛤蟆,解放了经常要填表什么的,你不能没有名字啊!这样好了,我叫人给你起一个。”从此后,我有了自己的名字:贺言生。当时刚解放,百废待兴,体学同志工作繁忙,为我起名的小事他仍挂在心上。每念及此,心怀感激。
  体学同志诚信待人的坦诚,赤子之心的率真在领导者中难能可贵,得其帮助之人不计其数,是我见过的最有热心、最有爱心、最善良的人!
  他有一位老部下叫秦大进,红军时期参加革命,作战勇敢,中原突围时任团职干部,在掩护大部队撤离的激战中负伤被捕,遭到敌人严刑拷打,10个脚趾被砍掉八个,后回了农村老家,解放后成了“叛徒”。50年代初,秦大进找到张省长请求安排工作,他把这个所谓的“叛徒”安排到鄂城米厂当厂长,这一举动政治风险很大,你居然同情和帮助一个“叛徒”?
  他是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既有口无遮拦的可爱,也有嫉恶如仇的坚定,更有待同志如春风的温暖。
  文革中他对老战友爱护有加并很有策略和方法。许道崎同志是党从延安派到湖北1933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因早年被捕过,文革中被打成“叛徒”,下放到五七干校牛棚中劳动改造,心情非常压抑。有一天体学同志到干校,在大会上作报告时突然问:“许道崎来了没有?”接着他又故意大声说:“他是一个好同志!”这一举动使许道崎同志的处境得以改善。文革中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多次帮助了许多深陷囹圄的老同志。
  同时,他对这些老同志的子女施与援手,将这些所谓“叛徒”、“牛鬼蛇神”的无家可归的孩子送去入伍当兵,达百人以上。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他的举动非常人所为,惊天地,泣鬼神!这是他不唯官不唯利不唯己的本性使然。谁说他不是文革中湖北的周总理呢?
  体学同志品德高尚从不整人;不拉山头不搞宗派;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体察实情了解民意,他是我所接触到的最实事求是、最接地气的领导。
  文革初六十年代后期,我任武汉城防部队8201副师长,被造反派关押数月,严刑拷打,腰部被板凳砸坏,直至点名要我参加毛主席接见才被释放。张省长从北京一回来,听说我挨打挨整了,非常担心,马上把我叫到他家,详细询问我身体及工作情况,鼓励我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要相信党要坚强,又向我详细了解文革的现状。我们谈至半夜,最后我又留宿在他家中,晚上我们两人还同被而眠呢!离开时他把自己盖的毛毯送给我。
  第二次是我在黄石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任生产领导小组组长,他专门把我叫到他家嘱咐我:“你不要支一派打一派,对群众干部的处理要谨慎,不随便处理人,一定要把生产抓
  好,你是生产领导小组的组长嘛!黄石又是湖北重要的工业地区,你的责任很大啊!”
  第三次是文革已开展了一段时间,进入中期了。体学同志把我叫到家中,他说:“贺言生,你要把下面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把大家对省委、对我的意见也要告诉我,你要说真话。”我说:“你是省委书记,是我的老首长、老领导,我怎么能向你提意见呢。”他说:“你大胆说,没关系。”我说:“如果你一定要我说,我就说一条:文革中很多老干部挨了整,大家有些怨言,你一家家去拜访做解释,工作量太大,能不能在东湖宾馆请他们吃餐饭,你帮中央担个担子,估计就解决了。”他说:“唉,没想到你贺言生还有点脑子,这个建议好。”后来他果真采纳了。我们谈至深夜,他还亲自下了两碗面,我们一人一碗,后在同一个房间就寝。
  体学同志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身为党的高级干部能这样做,使我肃然起敬。
  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体学同志既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大英雄,又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大丈夫。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2年我爱人生了一对双胞胎,张省长知道后,担心营养不足,把他自己家里养的唯一的一只大白鹅送给我。自从白鹅到我家,我小女儿就目不转睛的看着;寸步不离的守着,全家像过年一样高兴!
  记得当年体学同志病重时,一天晚上我去同济医院看望他,突然他问我:“你家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友谊商场后面,”他说:“我现在就到你家里去看看。”我说:“省长,天这么晚了又那么冷你还有病,就不要去了。”他执意要去,马上起身穿上大衣叫司机开车直奔我家。他看望了我爱人和孩子后,语重心长的嘱咐我爱人:“小张啊,你要把孩子们招呼好。”他就是这样一位有情有义有牵挂的大丈夫,更是一位和蔼可亲慈祥温厚的长者,多好的人啊!
  毛主席说:“一个人无论能力大小,只要像白求恩那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敬爱的体学同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尽管他离开我们42年了,我感觉他仍然是那么鲜活,仿佛还能感受到,跟随他千里重返大别山的风尘扑面;似乎还能看到,冬夜里他强支病体关怀我妻儿老小;依然还能听见,在敌人枪口下他急切的话语:“不惜一切代价把细蛤蟆抢下来!”
  今天,我多么希望像几十年前一样,您——我的首长、恩人,大声叫我;“细蛤蟆、细蛤蟆”;我——您最信任、最喜爱的小鬼,立马跑步到您面前,立正敬礼,大声喊着:“到,
  首长请指示。”
  毛主席说:“张体学同志是大别山的一杆红旗。”是啊,那鲜艳的旗帜永远飞扬在巍巍的荆楚大地上!
  您是长江、是黄河、是泰山!
  您永远活在细蛤蟆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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