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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以身说法”谈“风控” （一段真实的“风控”经历） 2020年2月25日上午 时间：2020年1月8日----1月12日 地点：十堰—深圳—广州—十堰 人物：彭春光 广州朋友杨 事由：朋友有个人紧急之事，希望两人面谈。 2020年1月8日：相互沟通 杨Mobile phones彭：彭律师，我有个人急事，这两天我们见面详谈，好吗？ 彭Mobile phones杨：没关系，但我只能星期六、星期日有时间，如何见？ 杨Mobile phones彭：星期六、星期日也好，你来广州或是我们在武汉碰面都可以，地点你定。 彭Mobile phones杨：好的，明天给你答复。 2020年1月9日：相互沟通 彭Mobile phones杨：杨总，那就我来广州。 杨Mobile phones彭：因为时间匆忙，我看如果有十堰到广州航班最好，如没有，彭律师可以先十堰至武汉高铁，再（武汉）天河机场到（广州）白云机场，可以吗？ 彭Mobile phones杨：这样吧，杨总，我老家就在天河机场附近，从那走不回家不好说，这样容易耽误时间。（前述其实是善意的谎言）。我看这样吧，如果没有十堰到广州的航班，可以先十堰到深圳航班，然后从深圳到广州，好吗？ 杨Mobile phones彭：好的，那就这样！ 2020年1月10日：确定行程 2020年1月11日下午5：30：十堰—深圳：飞机；然后：深圳—广州：私家车。 2020年1月12日上午：面谈。 2020年1月12日下午2：30：广州—十堰：飞机，回十堰。 “风控”交流与分享： 一、“心路历程”之初衷： 如果不是这次举国上下的抗击疫情，我或许没有这多感受或庆幸。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在这一特殊时刻，我觉得，我应将这次我的一些“心路历程”说出来，供大家交流与分享，或许对我们今后的风险管控多少有些启示和互益。 二、“心路历程”之背景： 其实，武汉新冠肺炎早在2019年12月中下旬已在流行，只是无论武汉官方或是民间，或是“有意”或是无意的没有将所谓的新冠肺炎当成多大的事。此处不再多说，相信各位自有评说与判断。 就在那个时刻，我每天关注收看香港凤凰卫视新闻，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虽然那个时刻，新冠肺炎的病例不多且也不明确，但一个确定的事实就是，这个新冠肺炎具有传染性（虽然当时说法是“动物传染人”，不能明确确定是“人传人”），而且人数也在慢慢逐步上升。 再又联想起：1991年年底，我由于不到半年时间竟出差20余次，最后一次到过上海，结果染上了“急性黄疸型甲型肝炎”的经历，我不由得联想到这次我该如何与广州朋友见面。 1991年年底那次的经历：就是那一场“急性黄疸型甲型肝炎”，我在东风公司红卫医院住院长达45余天，一个辞旧迎新完整的假期（元旦、春节、正月十五元宵）我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我总记得：那次染病，当时我只是一般的不舒服，只想在家休息几天就好。是朋友的督促和劝说，我去了张湾医院。当时由于“无知”，我挂的是内科。但一到内科，医生只看了一眼，就说：“你这是典型的传染病”。（当时以及后来，内心很是不舒服）。随后，我来到了传染科，确诊“急性黄疸型甲型肝炎”；再随后，我被转院至东风公司红卫医院住院治疗长达45余天。 三、“心路历程”之思考： 由此，我如何和广州朋友碰面就成了我的一个问题。朋友急事之托不好推脱；新冠肺炎形势不明，容不得我随性随意乱说；但内心确感事情不容小嘘，我又岂能不顾虑自身和朋友的身心健康？ 四、“心路历程”之抉择： 1、事不畏难应前行。朋友若无急事，不会发出这样邀请，我没有回避权利的选择。 2、事总有源头，再多周折，也要做好保护性措施”。虽然十堰到深圳再到广州，前后不到两天仅26余小时的时间，我会紧张的累些，但总满足了朋友的急需，也保护了自己保护了朋友，我只能如此。 五、“心路历程”之体会： 回首这一段历程，我既有庆幸之感，更有“风控不是纸上事，尤须上医之意识”诸多感受（即中国古医名医扁鹊所说：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1、风险常伴是常态，谁都无法回避。无论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皆如此。2、风险既是常态，便容不得半点妄想。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实实在在的提高自己的风险意识。3、风险离不开科学的判断与评估，但更要综合全方位的判断、评估与果敢。风险意识既要基于科学的判断（但科学总有未知境界和区域），也要基于国家或企业单位治理、区域间相互影响蔓延、社会环境和人伦情怀等的综合判断（既不能造成人为的恐慌，但更不能“内紧却不紧，外松无管制”）。4、一旦风险有预警，必须当机立断。有限与适度的可为（那些事可做），严格与禁止的不可为（那些事严禁不能做）必须清晰明确。5、“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这是这次我们血与生命的教训。6、“一旦风险有传染，必须全民齐动员”—这是历史经验！ 谨此！ 个人感悟、个人警醒，供与大家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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