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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名80/90后，那么对于“山寨机”这个名词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有人说，山寨机时代是中国智能手机产业的一个黑历史，然而如果纵观整个中国手机产业发展史，其实山寨机是这条历史链条中的一部分，相爱相杀无法割舍。 
序幕深圳华强北与山寨手机的故事还要从20世纪末深圳特区成立之初说起。 早在1979~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筹备期间，电子产业便已经成为深圳来料加工贸易的主要产业，来自香港和内地的电子产业资源源源不断地向华强北附近靠拢。  到1995年，深圳国际电子城专业市场正式开业。随后万商、大百汇、和赛格等相继开业，华强北逐步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及批发零售中心。彼时混迹于华强北的外国创业者更是坦言，“在硅谷需要两个月搞定的400个元器件，在华强北一天便能凑齐”，也正因如此，深圳华强北逐渐被誉为“中国硅谷”。  1998年，由于深圳的高速发展导致地价大涨，华强北大量电子工厂外迁，自此原本为工业区的华强北逐渐转型为以销售为主的电子商业街。而得益于紧邻香港的地理优势，深圳与华强北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包括手机在内的全国电子产品批发地。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电商和三大运营商的枯燥时代，也是一个完全属于华强北的时代。  “由于没有形成销售体系，来自全国各地的零售商必须从华强北拿货”，一位曾经的山寨机从业者回忆道，“从早上9点到凌晨2点，全国各地的零售商排着队打款，等手机出货。一家手机店甚至需要雇佣几十个销售员，三班倒。” 由于市场垄断和信息不对称，彼时的华强北甚至可以控制产品售价。该从业者表示，“由于一款手机一般只有几家店铺在售，如果客户反映拿不到货，就可以派人去摸清其他家出货量，便能够预估整个华强北该手机的现货数量。货源一紧张，便可以控制提高价格。” 在山寨机还没有大批量出现之前，华强北便是中国电子产业的核心，集研发（较弱）、生产、和销售于一体，这为以后山寨机的出现提供了完善的手机供应链系统。时至今日，以深圳为核心的手机供应链系统依旧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手机制造中心之一，目前中国前四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华米Ov的总部有三家位于深圳，而唯一总部不在深圳的小米代工厂富士康也在深圳设有工厂。  如同山寨机时代一样，初期的华强北便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依赖抄袭和简单组装以赚取快钱的商业模式成为了华强北的核心。这种简单粗暴的商业模式异常行之有效，但也同时为山寨产业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山寨机的命运注定惨烈。
崛起如果说华强北初期的野蛮生长为山寨手机提供了现成的完善供应链，那么联发科的出现则为这条链条配备了一台高速传送带，令供应链无需任何技术加持便能够高速运转。 2001年，刚刚成立4年的联发科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从光驱芯片领域横跨至手机芯片领域（成立专门小组）。两年后（2004年初左右），联发科突破了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等公司垄断的芯片技术，推出了集合通话与多媒体功能的集成式手机基带芯片，而当时手机芯片大多仍采用双芯片分别控制通话和多媒体的解决方案。  2005年左右，联发科正式推出“Turn key solution”模式，即“交钥匙”方案。不同于高通等芯片厂商的“毛坯房”方案，联发科的“交钥匙”一上来便为手机厂商提供了“精装修”的打包方案：除了处理器和基带芯片，联发科还整合了WiFi、GPS、FM、和蓝牙等功能模块，甚至连应用也帮厂商做了，这直接导致当时手机制造门槛的大幅降低。 早期的山寨机并不叫“山寨机”，而被称为“黑手机”，最初的深圳山寨手机制造商们由于不好意思印上“深圳”二字，便采用首字母“SZ”标识，而随着整个山寨产业的庞大，“SZ”便变为了“山寨”。最初的山寨机市场规模也并不庞大，仅以翻新等渠道寻找廉价方案为主，直到联发科交钥匙方案的出现。 当时的山寨机构造及其简单，可以简单划分为屏幕、主板、以及外壳三部分。主板一般由上游联发科和方案提供商掌控，山寨手机制造商只负责手机的外形设计，无需任何技术，这些制造商在产业链中被称为“手机集成商”。  因此，彼时的山寨机供应链同样可以划为三部分：首先，联发科是整个供应链的最顶层，负责手机芯片的研发；其次，方案提供商对手机软件和功能进行设计和定义，而依赖于联发科的交钥匙方案，整个设计过程异常简单，然后由于他们拥有软件设计能力，产业链地位仅次于联发科；最后便是手机集成商们，负责外形设计，无技术无售后。此外，联发科到手机集成商之间，还有一批元器件（液晶屏、功率放大器等）供应厂和手机开模厂商。 “当时公司的业务非常简单，在拿到的主板设计方案之后，只需对手机的外壳进行重新设计，包括尺寸、材质，再选择合适的手机屏幕，然后交付到模具工厂进行开模，组装成成品之后，山寨手机厂商便会公布消息进行大规模招商”，一位山寨手机集成商的员工回忆称。 简单来说，凭借着联发科交钥匙方案和深圳华强北此前积累的完善供应链，山寨机产业链在“一夜之间”便可建立，有报道将其大致链条归结如下：联发科→手机方案商（主要集中在上海）→手机集成商（深圳华强北）→手机模具商（东莞、深圳）→手机外围器件供应商（珠三角）→山寨手机经销商（全国各地）。 凭借着交钥匙方案，联发科一举晋身为世界前三IC设计厂商，仅次于德州仪器和高通，而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也被誉为“山寨之父”。值得一提的是，联发科的交钥匙方案也影响至了智能手机时代，2012年中国（大陆）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为1.8亿部，其中1.1亿部采用联发科芯片，市场份额超6成。  从表面上看，联发科直接导致了山寨机的兴起，但从深层次来看，这是芯片技术成熟后技术门槛降低的必然结果，而山寨机的产生更多的是由于当时法律环境的不健全。而除了联发科因素，价格也是促成山寨机产业链的重要因素。 20世纪初，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的第三个十年，彼时中国的经济尚处于增长初期，GDP尚未挤进全球前五，北京人均工资刚过2000元/月，二环内的一套小一居也只需十几万元。 而与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当时昂贵的手机价格，少则上千元，多则四五千元的售价令手机成为了少数人的“玩物”，一代神机夏新A8的售价高达3800元，是当时普通人三四个月的工资。同时，尽管有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手机用户数量首超固话，但彼时手机的普及率仍尚不足20%，中国手机市场潜力巨大，这也间接导致了山寨机产业的兴起。 
巅峰事实上，山寨机时代初期，产品质量是有所保障的，甚至在设计上比正品手机还具有吸引力，因此彼时的山寨手机备受年轻人追捧。 “我家在修车一条街，旁边很多汽车修理工‘小孩儿’特别喜欢买山寨机，屏幕大、声音大，再加上一圈LED跑马灯，旺季时一天能卖出十几台，一台的利润有小几百”，一位三线城市曾经的山寨手机小店老板回忆道。 一般而言，山寨手机主要包含两种形态，一种是品牌手机高仿机，这类手机直至今日仍然存在；而另一种则是价格低廉、功能齐全的杂牌手机，这类手机是山寨机制造商的发力重点。  与正品手机类似，早期的杂牌山寨手机也有着自己的“创新”功能，比如支持有线反向充电、1万毫安时（甚至2万，虚标多一些）大电池超长续航、三卡三待（四卡四待）、升降式摄像头、各种翻转式设计、以及各种形状设计（比如小汽车），这令不到品牌机1/3价格的山寨手机拥有媲美甚至超越正品手机性能，同时也成为了年轻人的“玩具”。如果仔细对比当下智能手机厂商的创新设计，有一些是可以从山寨机时代找到影子的。 “这些花样设计背后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厚重大丑，与现在的智能手机是没办法比的，天上地下”，一位山寨机老用户表示。 诚然，即使手感再怎么糟糕，也无法阻止山寨机大力扩张的步伐，那是一个收入水平低、品牌机价格高的年代，价格成为了山寨手机制胜的法宝，尤其是在三四五线城市、农村等市场，山寨机拥有品牌机无法比拟的功能和价格优势。 另一方面，随着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和西门子等手机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大热，高仿山寨机也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无数经典机型（比如诺基亚N95）的山寨版本令当时的手机市场鱼龙混杂，稍不留神便随时可能买到山寨版本。“相比杂牌机，高仿机可能更‘坑’人”，一位山寨机从业者坦言。  据不完全统计，鼎盛时期，华强北每天生产3~5部手机，按照3部/天的保守数字计算，华强北一年发布手机款式超过1000部。更有夸张的说法是，只要“友商”推出一款山寨机，其他厂商看一眼，便可以在当晚进行微改，第二天便可以出货，这直接导致了后期山寨机的质量越来越差。据说，当时手机厂商每天头疼的是如何设计差异化手机外形和给手机起名。 在山寨机大卖的日子里，华强北成为了圣地，无数的淘金者慕名而来，“一铺难求”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楼的铺位价格最高，柜台转卖都需要付转让费，大商铺要100多万，柜台也要十几万。” 有媒体2008年的一篇报道显示，“目前在华强北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手机档口已经非常困难，明通数码城招商之前就曾出现过仅一天时间就有近5000家商户前来认租，排队抽签的商户太多了，达到了10选1的程度，光是派去维持秩序的保安人员就有100多人。”  “以前一到下午，各个店面全是人，拿货的、打包的、发货的，走都走不动。那会儿是电子行业最好赚钱的时候，信息没有现在透明，手里只要有货就能卖上好价钱”，一位曾经的华强北山寨机店铺老板表示，“好不夸张的说，当时的华强北一跺脚，整个中国、甚至全球手机产业都要抖三抖。” 2008年，可以说是深圳华强北的巅峰时期，由于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的诞生，深圳被称为中国电子市场的“风向标”“晴雨表”，而华强北也被授予“中国电子第一街”称号。 凭借着山寨机业务，Gfive（基伍）2010年全球销量大增。Gartner市场调研数据显示，Gfive 2020年第一季度出货量为430万部，全球排名第九，第二季度出货量520万部，全球排名第十，预计2010年总销量在2500万部左右（最终数字未披露）左右，同比增长178%。  iSuppli一份预估数据显示，2009年巅峰时期中国灰色（山寨）手机市场出货量达1.45亿部，同比增长43.6%（08年1.01亿部），约为2005年出货量的4倍，相当于全球合法手机出货量的13%，而与之形成鲜明对对比的是该年全球合法手机市场出货量下降8%。顶峰时期，山寨机甚至卖到了当时手机界老大诺基亚的芬兰老家。 在山寨手机兴起的同时，深圳华强北的强大供应链系统也同样“掌控”着当时品牌手机的全球市场，市场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品牌手机总出货量约为14.3亿部，其中约1/4来自深圳，这也为当下中国庞大的手机供应链系统埋下了伏笔。 iSuppli中国研究部门主任Kevin Wang曾坦言，“因为中国山寨市场不合法，所以很难扩大规模。但是因为现在的规模很大，对全球供应链来说会造成竞争和扩大对供应的影响。”
落幕小米CEO雷军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小米对于智能手机产业贡献之一便是帮助消灭了山寨机”，然而要说山寨机消亡的开端还要从深圳市的“双打”行动说起。 2010年末，深圳开启了为期6个月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随后，广东省提出“三打两建”政策，即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和建设市场监管体系为内涵的专项行动，最终导致华强北山寨机市场大洗牌，3600余商户退出市场，有实力的山寨手机制造商则开启转型之路。  与政策打压一同进行的，则是3G/4G时代以小米为代表的中国智能手机产业的崛起。2011年，小米第一代手机正式发布，1999元的售价将智能手机价格压了下来，促进了3G时代智能手机的普及，进一步导致了以功能机为主的山寨机走向覆灭：“除了智能手机，其他全都卖不出去”，这是当时华强北很多柜台掌柜的内心独白。  另一方面，彼时的运营商价格补贴直接导致了以“中华酷联”为主中低端手机价格比山寨手机还要低，令素以价格战取胜的山寨手机市场继续被压缩。而随着山寨手机市场的持续下滑，价格战成为了压倒山寨手机厂商的最后一棵稻草，“大家为了拿订单便展开价格战，结果把自己玩死了”，一位山寨机制造商回忆称，“正所谓成也价格战，败也价格战。” 此外，电商的崛起也令华强北电子产业价格逐渐透明化，令山寨手机厂商再无利可图，“信息不对称，是最好赚钱的，现在没了”，这位山寨机制造商补充道。 随着中国智能手机产业的崛起，山寨手机产业链开启品牌化转型，并全面转向海外市场。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牌莫过于如今风靡非洲的传音、以及致力于欧洲、北美、南美、和中东市场的大象（Elephone）手机。 传音控股2019年年报显示，其全年手机出货量为1.37亿部，全球占比8.1%，排名第四，其中非洲市场占有率52.5%，排名第一。同时，传音智能手机出货量全球占比为3.1%，排名第七，同比上升两位。  而大象手机则依旧采用模仿三星、华为、和小米等手机品牌的策略，但会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变，比如Elephone S8将三星Galaxy S8后置指纹解锁方式搬到了前面。大象手机低售价、高颜值的外观设计得到了国外用户的青睐，尽管其目前不及传音一样庞大，但是其在海外市场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山寨机时代对中国制造形象的破坏至今仍然值得反思，但客观上，它也为当下中国智能手机产业的崛起奠定了一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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