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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开了个玩笑，或者说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已经退休三年的童东城回忆起40年前的往事，仍有些动容，他顿了顿似乎若有所思。童东城是湖北黄冈人，黄冈在湖北东南，十堰在湖北西北，两处相距远达512公里。1971年，才15岁的童东城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人生的故事，将从这段500公里的“北上之旅”改变。 作为东风公司最具符号性的人物之一，童东城身上有很多标签：他是东风创业年代的建设者，是东风改革年代的亲历者；他是东风商用车国际化的推动者，也是东风合资时代的初代管理者；他曾经力挽狂澜应对东风世纪末的危机，也曾力推新战略计划推动东风大跨越的发展。他的故事从48年前开始…… 1971年，受到国际形势影响，中国正在紧张地加强战备。5年前的1966年左右，中国就开始筹划进行战略性的生产力布局转移，将一些重要的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转移，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西北的大山里。当时中国唯一的汽车公司是长春的一汽，出于战备考虑必须要有二手准备，于是一个新的后方据点定格在了湖北的群山深处——十堰。在1960年代，今天的十堰市还只是地处川鄂陕三省交界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集镇。 从1964年到1968年，经过反复勘察，由周恩来总理拍板在十堰地区建立“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即现在的东风汽车）。二汽本身就是一个战备项目，当时在一汽内部成立“保建办公室”，按照中央要求一汽从内部划转三分之一的人到“二汽项目”。中央财政当时拨付了16亿7千万作为建设资金，要求在十堰建立一个年产10万辆卡车的汽车制造厂，同时配备一些军队装备制造。 经过几年的勘察和最终计算，1969年，作为三线建设重点项目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建指挥部开进小山沟，随着一声开山炮响，十堰成了国家三线建设的重要战场。随着二汽的开工，十堰的人员需求量十分大，二汽筹备组开始招工。此时，1956年出生的童东城才15岁，他在1970年年底才刚刚初中毕业。 而这个时候，恰好二汽的招工来到了黄冈，童东城一看，马上就决定要去。“那个时候在我们老家每年招工的比例很大”。童东城说。 当时15岁的童东城并不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但是他知道这是自己最好的选择。70年代初，国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学校基本上都停课了，而“知识青年”有两条路可选：上山和下乡。城里的青年下乡，农村青年上山，下乡是到农村里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是初中毕业，我们农村的青年是要上山，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们（小时候）就立志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本着这么一个心情，要出来。“童东城说。 “开山”建二汽 1971年5月15日，童东城正式到二汽报到。“我带了一个背包，我们那个时候都喜欢用网兜拎脸盆，里面都是洗漱用具，然后稀里糊涂地上了车。”童东城说。那个时候到十堰非常艰难，童东城从黄冈出发，先坐火车到丹江口，再乘船，下船之后有大解放货车已经在等着，这些货车开始把人一车一车地拉到十堰的山脚下。开到离工地不远处车上不去了，当时还下着大雨，剩下几公里需要自己走上去。于是一车车人，呼啦啦地下车，整个上山路上绵亘几公里全是人。 当时正是进山搞建设的初期，有的人是拖家带口来的。有人背着孩子，有的不仅背着孩子，手里还牵着三四个孩子，这些孩子在大雨里全都变成了“泥猴子”，一路哭着闹着。“后代们说你是背进来的，抱进来的，走进来的？所谓‘抱进来’的，就是说他妈妈进山的时候，是把他抱在怀里，这是小婴儿。所谓‘背进来’，就是不会走路，背在肩膀上。”童东城笑说自己是走进去的“第一代”。 “我现在看到拖家带口的，就想象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那个样，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自己背着一个被窝行李，这是进厂的那一段。”童东城笑着说。这也是后来历史中记载的“十万人进山搞建设”的一段。 走进大山，刚到二汽建设工地，就吹哨子让新来的职工集合。当时二汽职工是军管，职工也要按”连队“排序，童东城所属的是四连。童东城说，当时到了一看，傻眼了：十堰就是一座荒山，没有水也没有电，到晚上什么也看不见，住的是芦席棚。“河道里面有水，八点钟以前是男同志去洗，八点钟管理人员一吹哨子，就换女士们去洗。”童东城说。 第二天一早，童东城就与新来的员工开始集体上山砍树，为当天晚上报到的人搭窝棚。“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还是前一天晚上到的同志建的，是他们早上去砍树搭起来的”。砍了一个礼拜以后，新来的人也加入，大家建窝棚的速度提升了很多，两个月后就开始建厂房，修马路。“所有的工程都没有机械挖，全靠人工。我们曾经挖了一个锅炉房的大烟囱，是三天三夜淋着大雨挖出来的，三天三夜没有休息。 ”童东城说。“二汽这些老人对山里有感情，为什么有感情，一草一木都是他自己亲手做的。” 尽管艰苦，但是童东城当时热情满满。“我们愿意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正处于十年混乱中期，童东城希望逃离这一切。“我们是很纯朴的人，想离开这个环境。”而当时实行军管的二汽，被称为“聚宝项目”，聚集了各个行业优秀的人才和知识分子。“建设太苦了，但是十堰最终因为东风成功地成为了一个移民城市。”童东城说。 童东城把当时来十堰的人分为5种：一是直接从全国最优秀的工业企业里抽调的最优秀的专家和老工人、知识分子，支援二汽建设；第二种是被下放到农场改造的教授，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是马跃（原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当时他在江西农场劳动；第三种是从部队里直接复员的军人；第四种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五种则是童东城这种社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的。 因为来自清华的知识分子很多，那个时候二汽人甚至就把自己叫“清华园”，”包括流落在各个五七干校劳动的人也都过来了，这是很重要的。”童东城说。“清华系”成为了此后二汽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工厂里的“清华园” 当时，工人素质的参差不齐，人有了但还没法造车，工人一方面急需提高文化课，一方面急需提高对机械制造理论和实践的技术。因此，东风公司办了技工学校、中专学校以及二汽职工大学，名为“721工人大学”。童东城所在的发动机厂也办了大学，甚至各个车间也有自己的培训，各个车间负责中专理论教育，厂里负责大学理论教育。“我们自己建校，自己垒房子，自己做教室。”童东城说。 童东城所在的车间工艺员也有清华的老师，“他们给我们讲课，从来不用课本，拿一支粉笔在上面画，我们天天学，补习初中、高中、大学，做一些专业研究。“童东城说。这个车间工艺员，有两个有名的人物，一个是李道荣，是有名的数学老师，另一个工艺员顾永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中国第一个汽车合资公司上汽大众的第一任发动机工厂厂长。 在工厂里上学是什么样的呢？童东城说，没有固定时间，基本上是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开始。比如6点钟下班，下班吃完饭半个小时就要学，有时候下班后就开始学，一直到7点再去吃饭。“那个时候工人学习热情高，大家很少是吃完饭再来的。当时食堂都是在车间里的，车间食堂的师傅看到孩子们都在上课，就会留点饭。”童东城说。后来，他花了6、7个月就学完（现在的）初中数学。 童东城在这里学习各方面知识，从最简单的基础课开始上，中间交叉着学习了机械。然后从机械制图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工装设计、工艺设计。后来童东城对汽车、发动机的全面构造已经非常了解，还做了未来的发动机研究，这对童东城后来在东风的管理岗位上提供了基础。 70年代初，东风车的发动机完全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这些发动机在此后通过国际公司的校准和升级，成为东风发展初期的法宝。在7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东风生产的两吨半货车一战成名，打出了国威、军威，人们把此车称之为英雄车、功臣车。”发动机下线那会，我们都还在芦席棚里，天天被生产线上的噪音吵着睡不着觉，发动机在旁边‘嗡嗡’的叫。”童东城说。 1975年，童东城开始转为管理岗位，仅19岁的他进入二汽团委。1978年任五七办主任，1982年，童东城已经被任命为发动机厂缸盖车间主任。同年年底，他被时任发动机厂厂长的马跃（后任二汽厂长）相中，成为厂长助理，这时他才26岁。当时，东风刚刚扭亏，开始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开始并轨的背景下，探索市场化经营。 “这期间我们不断在学习，有脱产的，也有不脱产的，一直没有停。”童东城说。90年代初期，童东城被派往日本日产柴，以“劳务工”形式在生产一线边工作边学习。回国后，童东城开始在发动机厂担任要职。 16亿是怎么花的 90年代初，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市场化的冲击很多国企在经营上陷入困境。作为中国汽车行业当时两家央企之一的东风，80年代曾经历的辉煌开始消失。从1997年开始，东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此时，童东城是东风公司副总经理。当时东风的情况已经十分脆弱。 现在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当时东风已经三个月未发工资，职工医药费已经一个多季度没有报销，应收账款居高不下，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搞了内部粮票（打白条），这个白条在内部被大量流通倒卖。有人专门去收购白条，收购完了以后再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员工、供应商、经销商都亏了，钱都流转到倒卖者手里，东风产业链危急在即。 “小时候爷爷告诉我说自家有一句话要记住：起家如针挑土，败家如水荡沙，绣花针把土挑起来，起家多么难，我们一点一滴攒出来东风的家当，却在一夜之间像水荡沙一样。”童东城说。 怎么办？要改革。东风汽车内部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共识：改革是找死，现在不改，是慢慢死，但找死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危机关头，东风向中央汇报了企业情况，国家对东风施以援手——以16亿收购了东风2万台军车。在价格上，部队管控很严，基本上没有利润，“但是我们得到16个亿的现金，使我们得以存活下来。” 童东城说。 这16个亿的救命钱，对于当时现金流很困难的东风来说非常关键。但这16个亿怎么花？东风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他们把这钱分成三份，首先把老员工的医疗费报销了，其次支付了员工工资，第三是把供应商三个月以上的欠款给了，把该给供应商的奖励发了。 与此同时，东风还停止了内部白条的流动，“那是要命的事情，没少接到电话威胁我。”童东城说。16亿花完以后东风又没有一分钱了，企业要运作，原材料要进来，水电费，买材料的钱，从哪里来？时任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的苗圩问童东城，你怎么办，怎么运行？“我当时说先不着急，我有想法。”童东城回忆说。尽管没有钱，但东风收获了产业链上的信任、员工的信任、中央和社会的信任。 这三年，是东风最困难的时候，内部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供应商和经销商对东风更坚定了信心，表示愿意在两个月之内不要东风结算，直接供货。于是，在这两个月期间，东风资金只进不出，生产出来的车很快就卖出去了，现金流一下子就转起来了。到1999年年底，东风就实现了扭亏。 在本世纪初，童东城支持了一次重大决策，其坚定地认为汽车会进入家庭，并因此在销量还只有几十万辆的时候，作出了年产销200万辆的整体战略规划，对于是否要列入党代会的报告，东风公司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作为坚定的放开派，童东城说，“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走出困境，刚刚从吃盐巴馒头到马上吃红烧肉，但我们预判了整个趋势，这不可想象。” 中国从90年代开始放开轿车购买，但在2000年初的时候，汽车仍是奢侈品。正是在上述政策和市场的预判下，东风将总部从十堰大山搬迁至武汉，确定了立足中国开拓国际的目标。在战略上，东风重点拓展商用车，实行“放虎下山，分散经营”的策略，让商用车进入市场大潮中。此外，东风在乘用车上以合资和自主进行拓展，先后与本田、日产、起亚等展开合资，而后由与民营企业合营，全力拓展自主乘用车事业。 “在当时这个决策下，东风很快实现了200万辆的目标，并且为突破400万辆产销规模奠定了基础。”童东城说。 2017年，童东城从东风退休。48年前，15岁的童东城从黄冈向北走向十堰，爷爷告诉童东城一句话，“身稳嘴稳，处处好安身”。从到二汽当徒工再到成为带领着企业前进的关键人物之一，童东城没有想到第一次离开家，走出来就是一生。“东风精神是在一种特定环境下产生的，这种精神支撑着我们这一生。”童东城说。“我希望这种精神一代代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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