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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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882em] （摘自叶传林、张建国《道德的力量》，第二篇道德对个人的作用中第四节道德与健康。）
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统计后指出：个人健康寿命的 60%取决于自己，15%取决于遗传，10%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气候。而取决于个人的因素中，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占据主要原因。
良好的道德修养对于健康和寿命具有正面促进作用，这一“德寿”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并成为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提出“仁者寿”的主张，认为“大德必得其寿。”唐代“药王”孙思邈认为，“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明代名医孙志宏说，“德为福寿之本，若其刚恶不肯好德，柔弱而怠于修养，则祸及随之，而绝福寿根源矣。”
儒家认为人的身心健康和道德是互相影响的。认为“圣贤必不害心疾”，即道德高尚的人是不会患心理疾病的。《礼记·大学》中说“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认为人的德行有利于身体，心胸宽广自然身体康健。《论语·述而》中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君子坦坦荡荡、胸中磊落，心态快乐平和；而小人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经常显得忧虑。快乐是人的长寿之道，德行修养到家，就能做到心胸宽广，大度容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自古以来儒家就推崇“孔颜之乐”，提出“智者乐，仁者寿”、“仁者无忧”、“乐以忘忧”等命题，充分论述了儒家道德思想与心身健康的正相关。明末清初哲学家王夫之提出“六然四看”养生法：“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处事断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怀，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
中国人在寿命问题上有句俗谚叫“七十三，八十四”，认为这两个年龄是个坎儿。原因是圣人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另一个圣人孟子活了八十四岁。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奔波劳碌，大部分时间是在穷困潦倒中度过的，有时甚至要忍饥挨饿，然而他活了73岁，相当于春秋时期鲁国人平均寿命35岁的两倍。到了当代，同样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哲学家的长寿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90多岁都非常常见。北大哲学系包括在世的教授，90岁以上的有十余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等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85岁以上的人更比比皆是，有22人，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近半数。他们平时的生活大都比较淡然，没有刻意养生，生活也很朴素，没有太多的特殊要求。有的甚至认为，吃饱了能工作就是最大的福气。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长寿并不是他们刻意追求的，他们追求的是安身立命，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和从事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哲学家长寿的原因，在于哲学是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所谓‘仁者寿’，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不斤斤计较，达观所以长寿。”无论是古圣贤还是现代哲人，正因为道德情操高人一等，心态平和中正，故能长寿。
致力于慈善事业的香港富豪，几乎无一例外都很高寿。田家炳先生享年99岁。36年间，他在大陆捐建300多所学校，花费数十亿港币，被人美誉“百校之父”。邵逸夫享年107岁。中国大地几乎无处不在的逸夫楼，是他留给民族最深远的福泽。享年93岁的余彭年，他自认为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发起“光明行动”，免费为贫困人群提供白内障治疗。他把自己的数百亿资产全部捐献给了社会，至2015年，余彭年的光明计划已经让40万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也许正因为看淡了财富，心怀高远，这些致力于慈善的富豪才能颐享天年。
值得褒扬的是，香港的慈善文化，深入骨髓。按人均GDP测算，它是世界上人均公益慈善捐款额最高的城市，每年有超过六成市民慈善捐款，香港人也被称为“世界最慷慨的慈善人口之一”。 香港人的共识是：慈善不是富人的专利，也是普通人的善行。一掷千金的巨富捐款，给慈善带来光环，但普通人一分一毛的水滴石穿是社会的最大根基。香港人均寿命排名全球第一，男性平均寿命达81.3岁，女性达87.3岁，固然与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密不可分，但与这种人人慈善之心可能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