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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刘佳璇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海报
章子怡“交作业”了。
2021年9月25日，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之《诗》在呼和浩特进行了一场特别放映。在电影放映时，章子怡悄悄走到观众席的通道口，观众们看大银幕，而她看着观众。
当天现场观众大多来自中国航空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而《诗》的主角正是这些航天人——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航天家庭在大漠中坚守的故事，其拍摄地便是呼和浩特。
网友们说，首执导筒的章子怡，这回就像等着老师批改作业的孩子。
有《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珠玉在前，《我和我的父辈》即将在2021年国庆档上映。
2021年共有11部影片参与到国庆档期的角逐之中，类型也颇为丰富。如果说暑期档是“大片”的天下，春节档是“合家欢”的阵地，那么国庆档里的主角，无疑是通过爱国主义表达实现最大共情面的新主流电影。
共情面与凝聚力
经历了相对低迷的中秋档，业内正期许着新主流电影能给疫情下的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一些新刺激。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影片曾共同造就国庆档期的火爆，其中《我和我的祖国》以31.7亿元票房拿下了档期冠军。
耀眼的票房成绩验证了《我和我的祖国》所开创的模式在市场上的有效性，良好的口碑也拉高了观众对后续同系列作品的期待值。
于是，就有了2020年的《我和我的家乡》以及2021年的《我和我的父辈》，构成了“我和我的”系列三部曲。
可以说，用“团结就是力量”形容“我和我的”系列恰如其分。通过集锦片模式，“我和我的”系列聚集了中国电影界诸多具有创新力和票房号召力的导演、演员，以单元创作方式完成。
这种模式并非首创，但将其放在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上，便以“巧劲”大大缩短了创作期，并通过凝聚最大力量实现了最大共情——用不同的单元或篇章，在一部电影中扩大主旋律表达的丰富性和共情面。
中影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认为，在2009年《建国大业》上映时，主旋律创作本质上还是企业行为，而“我和我的”系列与其说是某个公司的作品，不如说是电影行业的集体作品；在一个相对较长的主旋律创作周期里，这种集行业优质资源为一体的创作形式可能会成为常态。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赵宁宇认为，伴随2003年电影产业改革，主旋律影片升级，涌现了“大业”系列；当下新主流电影的发展，则更加兼顾市场与主旋律表达的平衡，很多中青年电影人投入其中，注入了新鲜力量。
这给新主流电影带来了全新的创作风貌，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我和我的”系列而言，各导演不同的题材选择和创作风格，造就了不少观影话题。
此次《我和我的父辈》集合的导演有吴京、章子怡、徐峥和沈腾，四个篇章分别对应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
《乘风》由吴京执导，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冀中骑兵团马仁兴、马乘风父子的故事；《诗》由章子怡执导，以研制长征一号火箭、发射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为故事背景；《鸭先知》由徐峥执导，取材于中国第一支商业广告的创作故事；《少年行》由沈腾执导，讲述的是一个未来故事，带有科幻喜剧色彩。
四个篇章风格各异、各有看点。
比如，喜爱军事题材的观众可以在《乘风》里看到吴京如何呈现马战场景，喜爱喜剧类型片的观众则可以从《鸭先知》里看到徐峥对改革开放初期市井幽默的诠释。
和章子怡一样，沈腾此次为首执导筒。从预告片来看，他再次起用了开心麻花的创作班底，还唤来了他的老搭档马丽。
与前三位导演相较，章子怡则显示出了作为女性导演的创作特点，从呼和浩特那场特殊放映的效果来看，她对壮阔场景的还原以及航天人情感的细腻把握，已得到了在场航天人的肯定。
每个人生都有伟大命题
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策展人沙丹认为，参与到《我和我的父辈》中的四位导演都是“70后”，一方面，这个年龄的电影人是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70后”在代际上承前启后，恰好适合表达“家国传承”的电影主题。
如果说《我和我的祖国》以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为轴、《我和我的家乡》以不同区域为序，《我和我的父辈》则以代际为章，更加聚焦个体与家庭的关系，并从家庭伦理出发勾画时代精神谱系，呼应“家国”这一中国人特有的情怀。
主旋律电影曾因宣教感突出、叙事模式化、视听语言缺乏创新，一度丧失竞争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主流电影和新主流电影的概念相继提出并为业界实践。
可以说，新主流电影是近年来中国电影人尊重市场规律、回应观众情感需求，对主旋律电影进行创新发展所形成的产物。《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之所以成绩不俗，原因不外乎抓住了一点：从每个人的人生里寻找伟大命题。
“我和我的”系列反映了新主流电影的一个创作趋势，就是从“由宏观看微观”转向“由微观看宏观”——国家性和民族性虽然是主题，但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回归到了人，以及人与时代的关系。
来源： 新华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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