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秘史」第一次上马：“我们一定要建设第二汽车厂”

秦汉平

你知道吗，“二汽”作为国家特大型具有军工性质的企业，曾经三次上马，却被搁置，原因出乎意料！

1953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兴建，开创新中国汽车工业史。

就在前一年的年底，在一汽建设方案确定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这么大，一个汽车厂不够，我们一定要建设第二汽车厂！”

“我们一个省顶欧洲的一个国家，将来我们还要有第二汽车厂、第三汽车厂，生产更多的汽车，将来我们的汽车也要出口。”在国民经济极度困难、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时代背景下，毛主席高瞻远嘱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考虑到一汽建在北方，中央决定将二汽放在南方，初步定在中南。1953年，第一机械工业部组织拉开了二汽筹建工作的序幕，并在武汉成立了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已调任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先念分管“第二汽车厂”项目。他说：二汽建设要由湖北省包建，要搞好。

他点将并报中央同意，由刘西尧(时任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任二汽建设筹委会主任，另外调集湖北各地干部，包括市委书记5人、地市级宣传部长8人、省直厅局长7人，以及38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参加二汽筹备组。

解放初期，共和国百废待兴。建设任务极其繁重，干部极度缺乏，一个小学学历的干部就算是知识分子，中学学历的干部就是大知识分子，大学学历的干部更是宝贵。要在短时间内将数十名干部全部集中，建设一个汽车厂，可见中央对二汽的重视程度。

1953年至1955年，两年多时间里，筹备组在武昌选择二汽厂址，编制总体平面布置方案。

二汽选址首先选在了湖北黄陂的横店，但有人发现那里有血吸虫，因此放弃。

再选，看中了武汉的关山，但那里地质破碎，工业用水存在困难，又放弃了。

再选，又看中了武昌青山，那里的条件很好，濒临长江，交通和取水都方便，紧靠大城市，生活供应方便，于是基本确定厂址定在青山。

厂址定下后，筹建的各项准备工作陆续展开。然而就在此时，华中钢铁公司(后来的武汉钢铁公司)也在选址，也选中了青山，两个大型企业在厂址的选择上“撞车”了。

二汽建设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黄正夏为此找到李先念，希望他能帮忙，但是，李先念说：“人家钢铁公司需要大量的水运交通，光吃矿石就不得了，他们选地方难，你们不要争了，让给他们吧。”

1955年春，国家建委、一机部和汽车局指出：

厂址定在武汉，从经济条件讲，城市利用率大，投资较为节省；武汉位于全国中心，产品好销好运；但从国防条件看，武汉离海岸线约800公里，工厂比较集中，万一发生战争，正处于敌人的空袭圈内。二汽武汉厂址介于沙湖与东湖之间，空中目标显著。

至此，二汽在武汉设址方案被否决。

1955年9月7日，国家计委决定二汽厂址由武汉迁至四川成都东郊的保和场一带，甚至已经提前在成都郊区牛市口附近建了近2万平方米的宿舍。但是，因为中央对厂址和规模还未达成共识，到1957年3月27日，汽车局只好宣布第二汽车厂项目暂时下马。

在这历史的关口，已经集聚起来的千余名有志于发展汽车工业的干部，则由中央组织部和一机部干部局统一分配到全国二十几个单位，去充实这些单位的领导力量和技术力量。

黄正夏是其中之一，当年他33岁。刘西尧找到他，说：“建设二汽需要懂知识的专业干部，但我们大量干部文化程度较低，完全没有专业干部，现在只有走两条路，一是边培养边建设，二是选少数人到大学进行专业学习。你是我们集中的干部中间的高学历者，又最年轻，为了建设好汽车厂，组织上决定送你去大学学习。”

此时，刘西尧已经和武汉的华中工学院(后曾经任华中科技大学)的院长、教育长联系，专门给黄正夏列了25门课程。

刘西尧的话让黄正夏很意外，黄正夏说：“其实我就是高中学历，当年我高二还没有读完就参加革命了，现在组织上说要送我读大学，我心里非常不安。大家都在拼命建设新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而我此时却要什么事情都不干去读大学。”

刘西尧说：“好好学，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就这样，黄正夏踏上了求学之路。

二汽第一次下马，表面上的原因是“一五计划”摊子铺得太大，国家底子太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都难以承受，实际上是中央内部对工业发展速度产生了分歧。1956年左右，在“一五”计划鼓舞下，全国各省都希望迅速改变自己的落后局面，提出建设“工业省”，想方设法争取项目和资金在本省落户。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周恩来和陈云向中央提出“反冒进”，结果二汽在“反冒进”的大形势下下马。

当时的中国对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缺乏经验，没有人才和技术储备，没有掌握现代工业生产规律，遇到问题拿不定主意、左右徘徊，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对于这段历史，主管此项工作的一机部六局(汽车局)局长张逢时说：“二汽的行动真快，集中得也快，解散得也快。要是稍微慢一点，也可能早就恢复了。二汽到了成都后，苏联专为二汽设计服务的一个代表团到武汉来，找不到二汽了，人家只好打道回府了。”

历史不能重演，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可以汲取的。下马后，虽然国家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队伍迅速分散，各奔东西，但保存下来了一份苏联“嘎斯”基本型(2.5 吨载货车)的图纸。

这份图纸后来交给了南京汽车厂，为南京汽车厂生产“跃进”牌汽车创造了条件。

研公子

曲终人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