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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3日端午节，一大早文学给我打电话，说帅哥凌晨三点多走了，县医院来的救护车把他拉回竹山。
昨天下午文学给我打电话，还说张姐说他那是肝腹水，已经没救了，要早点把他拉回竹山，我还有些不相信。没想到还没等到拉回竹山，他就驾鹤而去了。他今年才49岁，没想到他竟然走的那样早、那样快，没想到昨天上午我去看他，临走时他对我的一拱手，竟然就是永诀！
昨天还在对香儿感叹，我们在官渡共事时，原定是他先回县直，我留官渡的。是我找D书记要求回县直，把他留了下来。直到一年半后他才回县直。
在乡镇多呆一年半，至少要多喝200多斤酒。也许就是这一年半、这200多斤酒摧残了他的身体、他的健康！
现在看来，我当初毅然决然地要求回县直是对的。而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形成的一种关于得失的观念、健康的理念也是对的。
那时候我们二人的身体其实都不好，我已经有过二次胃出血，却仍然是不得不一天二顿酒、三遍药地苦撑，而他只是有肠炎，看起来比我的身体状况要好的多。但他回县直后就病倒了。我时常想，如果我当初还留在官渡不走的话，也许现在倒下的就是我。而这一走一留之间，是一个人观念的选择、也是命运的决定。
中午，接曾经是梁家乡政府事务长的文学夫妇和曾是乡财政所所长的举新夫妇在九头鸟吃饭，谈起老帅，想起过去我们共事的一些情景，禁不住潸然泪下。我并不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但这却已是我第四次为他而流泪。帅哥，一路走好！但愿来世你还是我的兄长、我们还是朋友！
初识帅哥是在1999年春。当时组织上安排我到梁家乡当乡长，他是书记，我们俩人搭班子。
在此之前，我已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了十年，已经是人大常委财经委正局级副主任；而他在到梁家之前则是柳林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也许因了这个原因，一开始他对我有些戒备，也不怎么信任我，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而我因不熟悉农村工作，再加之天性淡泊，也甘愿给他当配角。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他的能力、作风和人品得到我由衷地敬佩；而我的坦荡、随和，大事讲原则，小事讲团结，时时处处维护他的权威、和他保持一致的为人处世风格，也得到了他的认同。渐渐地我们成了朋友，人多的场合我叫他帅书记，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就叫他帅哥。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2000年夏季挂锄战修河堤，我在工地上把腰闪了，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他把我接到柳林医院治疗，吃住都在他家里。我腰痛不能起床，他亲自给我打水、洗脚，把我感动的热泪盈眶，这是我第一次被一个男人感动地流出了眼泪。
在梁家工作期间，也和他发生过二次矛盾，都是工作上的分歧。
一次是1999年夏在天池垭村建魔芋基地，为基地选址问题。我当时的意见是要选择一个土壤条件比较好的地块，而他的意见是要选择交通条件比较好的地块。结果建起的基地因为土壤贫瘠种不成魔芋，而且最关键的是没有水，即使后来建了一些蓄水池也因为地质条件不好，是个滑坡体，水池蓄不住水，基地形同虚设，基本没有什么经济效益；
另一次是2000年春在梁家发展药材产业，为选择品种的问题。我当时通过到四方扒药材场考察，提出要发展牛漆、草乌、黄连之类的本地品种，而他却要到亳州去引进白芷、葫芦巴、板蓝根。
这二件事最终都按照他的意见落实了，但也让我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特别是药材产业，由于没有考虑到外地品种对当地气候、土壤等条件的适应性，结果给政府和农民都造成了损失。
通过这二件事，我懂得了一个干部要敢于担当，该坚持原则时一定要坚持原则，否则就会造成失误和损失。
所以，当2003年春，在官渡要不要发展黄姜产业这个问题上我们又发生了分歧后，我通过对市场和政策分析，感觉到这个产业的风险和危机，在班子会上，坚决不同意他提出来的由镇政府担保贷款，动员农户贷款发展5000亩黄姜的意见。
在我的坚持下，他也放弃了这个意见。当年冬，黄姜市场就全面崩溃，一些租赁土地和靠贷款搞黄姜生产的人户血本无归，背上沉重的债务，让人着实出了一身冷汗。
2000年，乡镇合并，组织上调他到深河乡当党委书记，我则留在合并后的官渡镇当镇长。
2002年调整乡镇领导班子。组织上又调他到官渡镇当书记，我仍然是镇长。
二个人二次在同一个乡镇搭班子共事，这在竹山的干部任用史上也许还是第一次。
由于有了第一次共事的相知相识和互相了解，他对我也比较信任和放心了，而且他也在有意识地把我当成他的接班人来培养。就连发生了黄姜产业事件，他也只是在没人的时候骂了我一句：“你娃子是个二杆子！要是换了别的领导，你娃子也许这一辈子就完了！”
但所谓“惺惺相惜”，骂归骂，事后我还是可以感觉到他对我更加信任和倚重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和胸襟。
2003年4月30日，时任竹山县委书记的贺兴国到官渡检查工作，5月1日离开官渡回十堰，第二天在太和医院检查出喷门癌晚期，从此就再也没能回到竹山。
在贺书记住院期间，我和帅哥多次去看望他。有一次，贺书记当着我们俩人的面，流着眼泪说：“我最后悔的是当初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如果能让我恢复健康，就算让我当叫花子我也愿意！你们可要记住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自己的身体是真的！如果失去了健康，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帅哥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自己却的确是感到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
回家后，经过反复思考，我做出了影响我一生的二个决定：一是拿出自己半年的工资5000元，为自己买了一套雅戈尔的西服和一双一千多元的正宗梦特娇皮鞋。因为在此之前，虽然我也穿过“高档”衣服和皮鞋，其实都是我自己花几十元顶多几百元买的水货。身上和脚上还从来没有穿过一千元以上的衣服和鞋子。我想，如果我现在要是也遭遇个意外，一命呜呼了，那可就太不划算了。因此从现在开始，该享受的要享受。
第二个决定就是要求回县直去，坚决不在乡镇干了。我当时提的要求是到一个好一点儿的单位当个工会主席就行了。为此还专门请人帮我在领导面前说情。
请人说情不当领导，这在竹山的干部史上也可能是第一个，而且随后不久，我又是竹山在职正职领导里第一个主动要求改非的。由此可以看出，我确实是个名符其实的“二杆子”！
2003年年底，也是要放年假了，也是大家都听说开年后帅书记要进县直，各镇直机关都借年终总结会和团年之际接镇领导班子成员吃饭。
那一段时间帅哥的心情非常好，每天我们都喝得晕晕乎乎地，晚上俩人就坐在院子里闲聊。
每次他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我交代一些事情，说哪些工作要这样做、哪些事情要那样处理。我每次都装着认真地听着，甚至还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还有哪些女同志要我帮他照顾。每每这个时候，他就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我给你说的是正经事，不是给你开玩笑地”。他那正宗地柳林腔和正儿八经地样子，常常让人忍俊不禁。
那天晚上我们在财政所吃饭回来，坐在那儿喝茶、闲聊，他又如此这般地给我“办交代”。我忍不住对他说了实话。我说：“帅哥，那些事恐怕还是会你自己把他负责到底，开年了说不定是我进城，你还会继续留下来。”他猛然睁大了眼睛说：“真的呀？！你说的是当真的呀？！”
看到他那种因为惊诧而显得有些滑稽的样子，我强忍住笑说：“真的，我不骗你。”
谁知他见我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顿时就哭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连忙问他咋回事儿。他边哭边说：“你娃子要不得啵，你让老哥子今后怎么做人呢？”
他的话把我弄得莫名其妙，我问他：“我自己要求回城，怎么让你难做人呢？”
他说：“我们俩从梁家开始搭班子，我从梁家走时你没能当上书记，我从深河走时，给我搭班子的乡长也没能当上书记，我二翻身又到官渡和你搭班子，这在当干部里面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这回我多次找D书记要求，把我安排进城，把你留下来当书记。D书记都已经答应我了的啊，怎么能说变就变了？我心里还在说，我总算扶了一个搭班子的起来当书记了。你这一闪板（竹山方言，“突然变卦”的意思）。知道的会说是你自己要求的，不知道的都会说是我老帅不过人、光踩人——看跟他搭班子的没有一个能起来当书记的。再啷莫说又有哪个相信是你自己不愿意当书记的啥？！你让我今后怎么做人呢？你这不是害我吗？”
他的这套说法让我目瞪口呆，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因为我“辜负”了他的期望而为我流泪，我当时也只能无语凝噎！
2004年2月12日，组织上正式通知我回县直工作。2月16日我到新单位报道，他硬要亲自把我送到新单位。
中午在神农宾馆吃饭。他开始只是默默地喝酒，当我敬他酒时。他却突然说：“你娃子咋要得啵，把老哥子一个人甩在乡下，自己跑到城里享清福”，说着说着他又哭了起来， 我感到一种浓浓的情谊充盈了我的胸臆，我顿时也泪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俩个大男人，因为友情而流泪。
我们的失态，把当时送我上任的县委领导W副书记搞得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回去向D书记汇报，说我们两个人可能对这次安排不满，有情绪。D书记后来把我叫去问情况。我说那儿是不满有情绪啊？我们只是在一起共事共出感情了，有点儿难舍难分而已。D书记大为感慨地说：“一般乡镇二个一把手之间多少都有点儿矛矛盾盾地，向你们这样难舍难分地真还少见。难得！难得！”
在帅哥的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他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工作扎实，办事认真，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头脑灵活，敢想敢干，待人诚恳。有很强的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
同时在工作之余，他又非常风趣幽默，我们一起创作了很多幽默的段子，虽然大多有些黄、有些庸俗，但仍不乏智慧和才华的亮点，常常令来访的领导和客人开怀大笑，甚至喷饭，为工作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
在他的带领下，梁家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梁家的领导班子也成为当时乡镇最团结和最有战斗力的班子之一。尽管那时候条件艰苦、物质贫乏，但我们的精神却十分充实。那段日子，至今还让人怀念。
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曾经写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因为一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震动中央，中央七常委动情批复，他本人也高票当选《南方周未》年度十大人物。
其实，身为农村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并没有在书中反映出农村干部的艰苦危难。如果换一个参照系数，在国家政权基础——公务员系列中比较的话，我也要套用他的话说一句：“农村干部真苦，农村干部真造孽（“造孽”：竹山方言“可怜”的意思）”!
在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当农村人平纯收入只有600多元的情况下，却要负担农业税、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屠宰税、三提留、五统筹、教育普九达标集资、计划生育等各种税费和年人平60个劳动日以上的公用工、义务工，人年平均负担达到430元以上，农民基本上是入不敷出。
这些工作，都落到乡镇干部的头上，所谓“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而每一项工作都是以损害农民利益为基础，直接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冲突。因此，乡镇干部形象地被称为：“要钱、要命、要劳力的‘三要干部’”，干群关系极为紧张，农村干部的工作难度和压力也非常大。
且不说在农村乡镇政府里的一般干部，就是我和帅哥这样常常被别人讥为“土皇帝”的一把手，在乡镇也经历过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和生与死的考验：
1999年10月27日，梁家乡发生了震惊全国的“10.27周康林灭门杀人案”（事后才知道，这一天正是帅哥36岁生日）。天池垭村二组村民周康林将邻居刘成林一家老少三代、男女六人杀害，造成五死一重伤的灭门惨案，惊动了公安部。
事发那天早上，我正和梁家乡派出所所长余先斌一起从县城开着派出所的破吉普车到十堰出差。
当时我们还没有手机，只有余先斌有个寻呼机，但沿路信号不好，乡上一直联系不上我们。
中午时分，我们进入到十堰市区，在柳林宾馆正准备登记房间才收到信号，才知道发生了惊天大案。
我们连忙往回赶。
那天晚上，不仅夜黑如墨，而且很多地方浓雾弥漫，能见度基本为零，需要我下车在前面探路才敢开。等从十堰赶回梁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从那一天开始到11月3日晚上把周康林抓获，整整七天七夜，我白天要带领干部群众搜山，晚上要到各个山隘、路口检查布哨情况——哨卡一般都是由乡干部负责。
梁家乡面积120平方公里，我每天基本上要步行转一圈。武警战士和公安民警都还可以睡一会儿，我和乡政府的一班干部们基本上整日整夜都不能休息，我只是在每天中午抽空休息一、二个小时。
11月3号晚上八点多，我从马峪村回到乡政府，刚准备吃饭，有消息说在楸木沟发现周康林踪迹，看情形正在往三棵树村方向逃窜。
三棵树村有周康林一个姐姐，而且紧挨着竹溪县的瓦桑乡。瓦桑乡山大、林密、人稀，再过去往西南方是陕西的镇平县、往东南方是重庆的巫溪县。一旦周康林逃进了瓦桑乡，可以说就再也难觅踪迹了。
我饭都没有顾上吃，马上组织人员兵分三路：一路沿楸木沟往上撵，一路从过风楼赶到楸木沟的上沟口设卡堵截，我自己亲帅三个人开车从楼房村赶到三棵树村到周康林姐姐家设伏——当时大批人员都还分布在全乡各地，所谓的三路人马每一路也就三五个人。
车到楼房村梁子顶，怕车灯惊动周康林，我们摸黑步行十几里路，悄悄摸到周康林姐姐家。
那天晚上三棵树村有一户人家家中办丧事，周康林姐姐一家都到事主家捧场，家中没人。我们悄悄摸到她家厨房的房顶上蹲守着（厨房的房顶是平台式，也当晒台用）。
11月3号是农历10月26号，再过5天就是立冬。我们因为开始一路急行军，身上的衣服都已汗湿。夜半以后，山大、露重、风寒，冻的人直打哆嗦，再加上晚饭也没吃，又冻又饿，那个滋味真是难以形容、也让人终生难以忘怀。
我们三个人，每人拿了二个大石头，我的计划是，一旦周康林来了，我们先每人给他二石头，然后再扑上去把他制服。
一直等到天亮后，才接到消息说周康林已经被抓住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天晚上周康林的确是想到他姐姐家来，然后再往巫溪跑的。只是走到半路上肚饿难忍，想到有亲戚关系的董先斌家里找点儿吃的，恰遇董先斌家准备杀猪，请来堂兄弟董先国和侄儿董超在家帮忙。他们叔侄三人经过一番斗智斗勇，终于将恶魔制服。
事后董氏叔侄三人受到了湖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十堰市综治委、十堰市公安局和竹山县委、县政府的特殊嘉奖，被授予省、市、县见义勇为积极分子或先进分子的荣誉称号。每人层层奖励了一万多元，还到香港去旅游了一圈。
县武警中队和公安刑警大队都集体荣立二等功，每个单位奖励五万元，还有很多个人受到立功嘉奖。
而梁家乡政府却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给予黄牌警告，班子成员一年内不得评选表模、不得给予任何奖励，乡政府还背上了近十万元的债务，这对于当时年财政收入不到60万元的乡政府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年终靠借款才把干部工资兑现了。
到乡镇第一年，我和帅哥不仅没有领到工资，每人还从家里拿二万元“借”给乡政府，用于干部年终兑现和偿还乡政府日常开支欠账。
当别人都在忙着总结成绩、庆功领奖的时候，我整整在家酣睡了二天二夜才恢复过来。
事后我常想：假如那天周康林不到董先斌家去，而是直接到他姐姐家来，我们一定会有一场短兵相接的生死搏斗。以当时的情形来看，我肯定是冲在最前面。周康林随身带着杀人凶器，已经是杀红了眼，而我们都是手无寸铁。一旦贴身肉搏，谁胜谁负实难预料。如果把他制服了，我就会成为英雄，像董氏叔侄一样风光，但万一没能制服他，我也许就会成为烈士，只能享受死后的哀荣了。
但当时，却的确没想那么多，一心想地就是：一定要把周康林抓获归案，让他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
事后据说，有关方面曾要求对我们二个一把手还要给点儿处分，被县领导以我和帅哥都是初次任职，经验不足，也不熟悉情况搪塞过去，有关方面才没再坚持要对我们俩人进行处分。
2000年春，我和乡上几个干部坐三轮车到楼房村去，车到山顶突然侧翻，尽管我当时跳下了车，但其他几个干部却都被扣在车底。
所幸当时车子是翻在路内泥沟里，车上的人都只是受了一点儿皮肉之伤。如果是翻向路外的悬崖，估计会全军覆没。
2000年夏，我和耀明在楼房村检查夏季挂锄战，旁晚接到通知要我们连夜赶回乡政府，第二天开会。
当我们走到乡政府对面的山顶鬼垭子时突遇雷雨，鬼垭子上顿时金蛇狂舞、电闪雷鸣，一道道闪电、一个个炸雷，仿佛就在眼前、就在脚下，让人心惊胆战。
我当时手上拿了一把带金属尖的钢骨雨伞，突然我感到手上一麻，几乎是下意识地一下把伞扔了出去，随即往下一蹲。几乎就在同时，一道闪电伴随着一个炸雷落在雨伞上，雨伞顿时变成了一根糊秃秃的铁棍。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当时没有及时把雨伞扔出去的话，我就会变成那根糊秃秃的铁棍。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一点儿防雷电的意识，否则也不会在雷雨里的山顶上打钢骨雨伞了。
第二天听乡上本地干部说，鬼垭子那个地方是个雷区，过去已发生过多起雷电打死人和牛羊的事。
还是在2000年夏，我和乡政府一班干部到马峪河村检查工作，当我们涉水过马峪河时突遇山洪暴发，平时只在小腿肚子的河水一下猛涨到齐腰以上，而且水势浑浊、湍急。身材矮小的副乡长陈美莲一下子被洪水冲倒，我眼尖手快，一把把她抓住，巨大的冲力几乎把我也带倒——下面不远处就是马峪河电站的取水堰道，如果我当时滑到，被冲进了堰道，绝无生还的可能。
2000年冬，我们修梁家到竹溪兵营乡的公路，有一次放炮，一块足球大的石头，砸破屋顶落在离我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可以说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2003年春，我在林家山林场，接到电话说有急事，要我马上赶回镇政府。
我借了辆摩托车往回赶，路上当我正要超一辆神牛25型拖拉机时，拖拉机为避让前面路上的一块大石头，突然左拐，车厢一下把我和摩托车拍下公路，危机之中我抱住了路边一棵大树的树枝，才幸免于难，而我骑的摩托车却摔下悬崖报废了。
2002年，当时全县最大的建设工程松树岭电站上马，首先进行公路改线工程。在近二年的时间里，我亲自处理了7起人身伤亡事件。
由于当时县里要求镇政府全力以赴支持重点工程建设，定的调子是所有纠纷和事故都要镇政府负责处理。而业主方抱着不哭的娃子，对纠纷和事故甩手不管，都推给镇政府，却又不愿意拿钱赔偿。稍不如意他们就向县领导告状，说地方支持、配合不力（当时我还在由镇政府负责的官渡新街到梁家的“梁新公路”工程上任指挥长，11.6公里全部由农民一锄一锨、肩挑背驮地人工干出来。梁新公路与松树岭改线工程隔河而建、齐头并进，两边的地质状况和施工条件都差不多。梁新路只发生了一起冲炮眼冲伤一个民工眼睛的事故，而松树岭工程基本上是半机械化作业，却发生了十几起人员伤亡事故）。
我一方面要维护伤亡方老百姓的权益，一方面还不能影响重点工程建设；既要安抚伤亡方的遗属，又要帮遗属向业主方争取赔偿。
民间有“最难扯的皮就是‘扯死人皮’”的说法。每次事故少者三五天，最长达半个月。扯起来没日没夜。
为了帮事故方遗属争取到较为合理的赔偿，我多次与业主方领导和多位县领导发生争吵，得罪了不少人，也使很多领导对我产生看法，认为我不尊重领导、支持配合重点工程建设不力、不听话、工作能力有问题......
2003年我到梁家办事处检查夏季挂锄战（当时梁家乡已经撤并给官渡镇，梁家成了一个办事处），正遇一家姓X的老百姓为领炸材与镇干部余杰发生纠纷——他们父子、叔侄三人上工地维修公路，就只拿了二根钢钎、一张锄头，用钢钎钻个眼，就要炸药放炮，甚至出土石方都要用炸药炸。
余杰批评他们太浪费，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双方开始争吵，后来撕打，姓X的小伙子照余杰的头上就是一钢钎，余杰一闪，没有砸中脑袋，但把耳朵打破了，鲜血直流，他转身就跑。
没想到姓X的一家打红了眼（他们此时的情形，正处于所谓“应激性犯罪”状况），儿子手上拿着石头，父亲和叔叔一人拿着钢钎、一人拿着锄头，随后就撵，边撵边用石头砸，嘴里还吼叫着要把余杰“周结了他”（竹山方言“整死他”的意思）。
余杰一直跑到梁家办事处，而他们父子、叔侄三人也随后撵到了办事处。其他的人见状都吓得纷纷闪避。
余杰见到我边喊：“救命”，边往我身后躲。那姓X的小伙子随后撵来，我还没来得急出声制止，他抡起手上碗大的石头就往余杰的头上砸。情急中我抢上前去一把抓住他拿石头的手，一个过背摔把他摔倒在地，随即抽出腰间的皮带把他捆绑起来。
小伙子的父亲和叔叔年纪大些、跑的慢些，撵到办事处时我已把小伙子制服，他们抡起钢钎和锄头就要扑上来打我。我大吼一声：“谁敢动就把谁抓起来”！
可能是被我的气势所震慑，也可能是他们认出了我是谁，他们才放下手上的钢钎和锄头，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过激行为，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恶性案件。我可以说既救了余杰，也救了姓X的他们两个家庭三口人。
但我当时在摔拿小伙子时把他胳膊拧伤，事后别人掇弄他们到县里告状，说我为出公用工捆、打老百姓，把人打伤了。县里派出纪委和公安局来调查。
虽然事后弄清了真相，没有给我处分，但调查组找我谈话，还要我今后“要注意工作方法”（我当时要是“注意”了工作方法，可能余杰就会成为烈士，姓X的三个人也可能至今还蹲在监狱里），我仍然在一些领导心里留下了“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的印象。
2003年5月，田家坝镇（今上庸镇）暴发了一次流感，短短几天时间就有653人染病，并且有向周边蔓延的趋势，惊动了卫生部。
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一是让学校按学生人数人平收10元钱，用这笔钱一方面对教室和学生宿舍进行杀菌、消毒，另一方面让镇卫生院配制预防流感的中药，要每个学生服用；二是要学校放假，等疫情过后再上学；三是把预防流感的消杀办法和药方打印出来，让学生人手一份，回家后继续预防；四是安排老师轮流到学生家中家访、检查，发现情况及时报告。
那一次流感大爆发，官渡镇周围的田家、峪口、深河、柳林、洪坪等地都先后中招，致病学生几千人，医疗、救治费用花了几十万，唯独官渡只花费了5千多元钱就躲过了这一劫，没有一人染病。
但事后，却有人写匿名信上访、告状，说我一是乱收费，增加群众负担，二是未经县里同意，擅自下令学校放假，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县里组织纪委、减负办、教育局联合调查组到官渡调查，最后的结论是责成镇政府退回我安排收取的人平10元的防治费，其它的不予追究——实际上是对我在防治流感事件上所做工作的否定。我没有功劳，连苦劳都没有——当然这也与当时正处于农民负担敏感时期有关。
这个事件有点儿像一篇获奖微型小说里写得那样：某县有X、Y二个年轻干部下派到隔河相望的甲、乙二个乡锻炼，二个乡都饱受水患之忧。X到甲乡上任后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不等不靠，组织群众修堤筑坝、兴修水利；Y到乙乡上任后密切联系领导，经常呆在县里争取项目、向领导汇报。后来遭遇洪水，甲乡由于提前兴修了水利工程而安然无恙；乙乡虽然因为缺乏防范而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但却涌现了一大批抗洪抢险模范，受到嘉奖、表彰，Ｙ也因此而提前获得提拔重用。
在我的人生中有幸当了一次这种黑色幽默的主角，不幸的是我却没能因此而获奖。
帅哥曾多次搉驳我（“搉驳”，竹山方言“调侃”的意思），说：“你娃子只会联系群众，不会联系领导；老百姓喜欢，领导不喜欢，长期这样下去是不得行的”。并多次在领导面前替我说好话、帮我做解释。
也有些领导在后来的工作中转变了对我的看法，说我这个人“犟是犟，但的确能干事”。但仍有一些领导至今对我仍耿耿于怀。
然而有些事情只是在事后回想起来才觉得后怕，当时并没有觉得或者是并没有意识到艰苦和危险。因为在当时，这些事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的常态，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认为在乡镇工作时，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其实是喝酒，对人戕害最大的也是喝酒。
喝酒，本来是中华民族交流和联络感情的一个传统习俗，所谓“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欢”、“无酒不成敬意”，甚至出现“领导干部不喝酒，一个朋友也没有；中层干部不喝酒，一点信息也没有；基层干部不喝酒，一点希望也没有；纪检干部不喝酒，一点线索也没有；平民百姓不喝酒，一点乐趣也没有；兄弟之间不喝酒，一点感情也没有；男女之间不喝酒，一点机会都没有！”和“感情浅、呡一点，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的段子。
但在乡镇，喝酒不仅是社交的需要，简直就是工作的一部分，不再只是联络感情，还是地位、身份、颜面、档次的标志。成为一种负担、一种折磨，喝酒的功用和初衷已被扭曲。
乡镇政府由于是最基层的一级政府机构，担负着大量的接待任务，除了自身正常的工作联系外，各级领导、各级机关和部门都要对乡镇进行检查、指导、巡视、调研、督办、考核......
用帅哥的话说：“哪一级领导和部门来的都是爷，来了都要当上亲（地方民俗，婚礼时女方送新娘到夫家来的亲戚，称之为“上亲”，是婚礼上最尊贵的客人和重点招待的对象。除了在正式婚礼场合外，用在其他场合则就带有戏谑的意思）招待”。
无论是上级、平级还是下级，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无论是联系工作还是联络感情，无论是你上别人的门还是别人上你的门，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尊、是卑，最终都是用酒说话。可以说在乡镇喝酒，只（间）隔过顿（一般是早饭时不喝酒），没有（间）隔过天。
即使好不容易遇到一天没有客人来的机会，你还要到机关去、到村组去，仍然离不开一个酒字。
为了接待，经常是喝吐了转来继续喝；喝毕打吊针、打毕吊针继续喝。
我曾经一天喝了五顿酒，每顿都在30杯以上（总量在3斤以上），也曾经一顿喝过80多杯酒（总量在1.5斤以上）。而每醉酒一次，人就像害了一次大病，好几天都“还不了阳”（竹山方言：打不起精神）。
帅哥喝酒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知道我曾经二次胃出血，经常替我挡酒、解围。每次我们一起陪客，他都是身先士卒地带头喝，并尽量让我少喝，这就像战争年代，为战友舍身挡子弹一样。这份情谊，我终身难忘！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我们当乡镇干部的好喝酒、馋（竹山方言读“欠”，想、喜欢的意思）喝酒，喝死了活该——事实上也的确有很多人这样认为。
但我要说，这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揣度。试问一下，除了少数有酒瘾的人外，世上又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的身体不当一回事儿，喜欢这种不要命的喝酒方式呢？
众所周知，酒对肝损害很大，过量饮酒能损伤肝细胞，导致酒精性肝硬化。据医学统计，在长期饮酒的人群中，约57.5%的人患有脂肪肝，15%的人会患上肝硬化。长期过量饮酒的人，每日饮酒80—160g（折合1.6两—3.2两），肝脏患病的危险程度比正常人高出57倍，超过160g，危险性更高。很多人就是从“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的（摘自“百度文库”）。而我们当时可以说几乎每天喝酒都在半斤（250g）以上，对肝脏、对健康的危害可想而知。
乡镇干部之所以要这样自虐性地喝酒，一方面与当时人们普遍缺乏健康常识有关；另一方面，也完全是身不由己、迫不得已！
我曾多次遇到过乡镇一把手不在场他不喝（酒），一把手不喝（酒）他不喝（酒），乡镇上其他干部来敬酒不先给一把手敬酒他不喝和要你喝二杯（酒）甚至四杯（酒）他才喝一杯（酒）的领导；
我经历过“你要是诚心想把这事办成，先把这杯酒喝了再说”、“你要是想把这个项目争取到手先把这杯酒喝了”和“来，你喝一杯酒给你X万元钱”；
我也遇到过一个县直部门的领导到乡镇来考核某项工作，因为那天有重要接待没有顾得陪他喝酒而在考核报告中写一句“对XX工作重视不够，支持配合不力”的评语；
我还得到过“XX势利眼，只陪大领导喝酒，不把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放在眼里”的评价。
乡镇干部在陪客喝酒时往往说：“我只有舍命陪君子，喝！”看是豪迈，其实是迫不得已。
可以说乡镇干部是在拿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来陪客，而目的却只是为了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他肩上的那一份责任！这其中的辛酸和悲沧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和理解的。
可以说乡镇干部中，绝大多数是把责任和工作视如生命的真汉子，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而帅哥就是为了工作而长期高强度地饮酒罹患、积劳成疾，最终英年早逝的受害者之一。
我今天在这里所说的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历史真实事件，当然也还有一些限于篇幅和目前还不方便说的事。比如普九、计划生育、生物固氮肥事件、梁家河电站改制等等，有可能我今后还会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
虽然我只在乡镇呆了不到六年时间，但完全可以说经历了艰难困苦和生死考验。
还有很多长期甚至是一辈子都在乡镇工作的同志，还不知道他们又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事件，承受了多少辛酸和委屈？！
2000年我还在梁家乡当乡长的时候，省委组织部一个领导来调研，问起乡镇干部的待遇问题，当我告诉他我这个当乡长的每月工资才一百多元的时候，他死活不相信，后来亲自查看了乡政府财务室干部工资花名册后才相信。
他当时问了我一句话：“你们这么低的待遇，为什么还有人干？”。我沉思半晌才回答：“是党性，是责任，也是为了生存。从你那个层面看觉得我们的待遇低，但是从一般干部和老百姓这个层面看，我们就还算是不错的了。你认为没人愿意干，其实很多人还削尖脑壳想来干这事。不干，连这一点儿工资都没有，还怎么生存？”
那个领导非常感动，晚上吃饭时特意多敬了我四大杯酒，这种喝酒，完全是出于一种感情，我们俩人都一醉方休。
但是社会上却有很多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乡镇干部充满了误解，认为乡镇干部素质低、作风差，都是些欺压百姓的罪魁祸首。中央的一些好政策都让乡镇干部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
长期以来，乡镇干部就是被讽刺、被讥笑、甚至是被谴责的对象和目标。
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乡镇干部，作为共和国政权大厦的基石，是党和国家政策以及各级领导决策的落脚点，是公众情绪和舆论监督的出气筒，也是党和国家政策以及各级领导决策失误的替罪羊！做好了是党的温暖、领导英明，出问题了就是乡镇干部的责任。
乡镇干部由于正处在各种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干的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拿的是最低的工资，享受的是最差的待遇。
为什么在税费改革前，在广大农村出现了那么多农民负担的恶性事件，而税改后就一件也没有了？
并不是一税改乡镇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就提高了，而是当政策和决策出现失误的时候，乡镇干部仍必须严格执行这些失误（因个人素质和能力地差异，乡镇干部也具有放大或缩小这些失误的功能）。而当政治清明，政策和领导英明的时候，乡镇干部即使想欺上瞒下、鱼肉百姓，也因缺乏土壤和环境而难以得逞。当然在乡镇干部里，也存在良莠不齐、害群之马的问题，但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是唯独只出现在乡镇干部群体里。
我把这些事写出来，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帅哥和我在乡镇工作的那段日子，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机会披露一些乡镇干部的真实处境，为乡镇干部鸣冤、正名！
我今天在这里回忆往事、纪念帅哥，提到当初和帅哥之间的分歧和当时一些工作上的真实情况，并不是为了抬高我自己，也不是想臧否某某人、某某事，而是想如实地再现当初的历史，反思工作中的得失，为自己、也为后人留下一点儿经验和教训——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是在这种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中发展和进步的。
我相信帅哥如果地下有知，当不会怪罪于我。也许他还是会责骂我一句：“你娃子是个二杆子！”——我感觉到，就是他的去世，仍然是他在以生命警醒我们要淡泊名利、重视健康、热爱生活、珍爱生命！
在参加帅哥追掉会的时候，我耳朵里听着县领导对他生平事迹的介绍和评价，心里却在想着陶潜的《挽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以及他的《神释》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需尽，无复独多虑”。
想起和帅哥之间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禁不住感慨万千。
而往事也许如烟、也许如歌、也许如酒、也许如诗。我的感慨最终也变成如下诗句：
原本参商不相识，
梁家官渡两相聚。
并肩谱写战友情，
患难结成手足谊。
艰难困苦一笑过，
风霜雪雨共抵御。
也有分歧起争执，
也有把酒抒胸臆。
曾经亲奉洗脚水，
曾因分别两流涕。
当时都是寻常事，
如今点点成追忆。
今日送君驾鹤游，
独留亲朋伤别离。
人生自古谁无死？
来世仍是好兄弟！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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